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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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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學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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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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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10803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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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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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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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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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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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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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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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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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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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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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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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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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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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書紀念錢鍾書先生辭世十週年。
我樂於和一個知心好友一起重溫往事，體味舊情，所以有問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傳讀來淡而無味，只怪我這人是蕓蕓眾生之一，沒有任何奇偉大的事跡可記。我感激她願為一個平常人寫一篇平常的傳。
——楊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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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楊絳談往事》實際上相當於一本楊絳先生的自述。書中記錄了自楊先生出生至九十八歲的經歷，在大量楊先生口述的一手資料基礎上，加入作者自己的所見所聞及蒐集的材料，史料翔實且具有高度的準確性，敘述清晰生動，與楊先生的語言風格非常近似。書稿完成後，楊先生題簽並作序。“序”中明確說明：經傳主本人認定的傳記只此一本。書中並插有珍貴的照片，其中有從未發表過的錢、楊一家不同時期的圖片。
《聽楊絳談往事》不是對一個家庭私生活的津津樂道，而是對中國讀書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和對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生存空間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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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楊絳）
1 北京女孩
2 阿季回南
3 啟明小鬼
4 振華女生
5 東吳高材生
6 清華借讀生到研究生
7 留學牛津
8 在巴黎
9 振華分校校長
10 酷哉此別離
11 上得廳堂，下得廚房
12 妻子·情人·朋友
13 重返母校清華
14 我是一個零
15 體味人生
16 我仍是一個零
17 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18 剩了我一個
19 “逃——逃——逃——”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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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女孩
楊絳先生平時說普通話帶點南方口音，可每當憶及往日北京舊事如說鄰里間的和氣有禮，見面總招呼“您早，吃了嗎？”“您慢走，回頭見。”……竟是一派京腔。一次談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清華靜齋生，那時女生宿舍有會客室，男同學來訪，通常由宿捨得女傭高聲通報，得到通知的女生就到會客室會客。“×××小姐有人找！”楊先生為我們摹倣宿舍女傭的呼叫，京味十足呢。
楊先生似乎對來自貝滿女中的清華小女生印象頗深，她們特孩子氣，日常言談中頻繁出現的不外這五句話：“哎，好玩兒”；“好看；“給我”；“討厭”；“打你”。那發音吐字之純正，語調神態之嬌憨，脫兒一個北京女孩！我正驚訝楊先生善於捕捉人的特點，驀然想起她本來就曾是個北京女孩。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陰曆六月二十二日），楊先生在北京出生。父親楊蔭杭（字補塘，筆名老圃）當時在北京一所政法學校教書，並應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之請，晚上到王府講授法律課。按說楊先生出生時，上面已有壽康、同康、閏康三個姐姐，不會受到太多重視，沒想到父親老圃先生竟對這第四個女兒從小特別鍾愛，寶貝得不知怎麼寶貝才好。也許因為這是他逃亡海外留學美國歸來後所生的第一個孩子，也許因為嬰兒初生就透著一股靈性，招人喜歡。老圃先生為女兒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據說阿季生性愛笑，出生時哭完以後，眼睛滴溜溜四處看。儘管家裏因時局動蕩、各地騷亂而極度不安和苦惱，她笑得非常開心。她出生那年，家裏買了一隻制冰淇淋的桶，因為老圃先生愛吃冰淇淋，經常家裏自製。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媽蔭扮給她嘗點冰淇淋，小嘴都凍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個姐姐，都生耷無錫，接生的穩婆（亦稱“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銅錢，即十個銅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稱，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產科醫生接生的，接生費是十五兩銀子。姐妹間說笑著跟阿季算賬，說他們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費，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兩銀子的一個零頭（因一兩銀子比一枚銀元貴）。
爸爸曾對阿季說：“阿季，你一生出來就被人討厭。”當時，她家
和她的景蘇叔公（即胡適《四十自述》中的楊志洵老師）比鄰。他們家的女傭過來問：“生了？小子還是姑娘？”答：“姑娘。”那女傭說：“討厭死了！”老圃先生聽見了，賭氣給她一元銀幣“報喜錢”。阿季事後聽爸爸說了，很不服氣。爸爸說那女傭“歡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稱心滿意，哪還討厭呢？”
雖說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啟明女校住讀，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無錫老家，所以阿季一時成為家裏的“獨養女兒”，歡樂的中心。
媽媽告訴阿季，她出生後，有時哭鬧，爸爸就抱著她來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獨享有的“殊榮”。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寶形：大姐和八妹長得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內了）。據二姑媽蔭卡分說，阿季初生的時候，抱她要兩手湊近了托住，分得太遠就掉下去了。阿季長大後身材短小，愛貓的老圃先生笑說：“貓以矮腳短身者為良。”
只是阿季當“獨女”的時間不長：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辭職回南照顧祖母等，隨即偕妻攜阿季到上海避難，與大姐、二姐會合。再後來，大弟寶昌、小弟保傲、七妹楊黍、八妹楊必相繼出生，阿季上有三個姐姐，下有兩弟兩妹，復為眾多姐弟中的老四。
阿季在家從不爭寵，但她天資聰慧，善解人意，與父母特親，對父母有聲的教誨，無言的榜樣，感悟深、吸收快，點滴人心。
阿季的父親有點與眾不同，這固然源於他率真豁達的天性，更與他的學養有關。他為人處世剛正磊落；對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輕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從不打罵孩子，也不寵他們。他認為，孩子不能寵，不能每個要求每件事都take for granted，他（從孩子的角度說）“視為應得”；只要寵，將來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說父親“凝重有威”，孩子們都怕他；不過怕歸怕，卻和父親很親近。大家知道，他心底裏是喜歡孩子的。錢鍾書先生初次見到老圃先生，也有點怕，後來他對阿季說：“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
父親用無錫話稱孩子們“老小”。當老小們放肆淘氣影響他工作時，他不動手也不訓斥，只是請母親把老小引到別處去調教。
父親喜歡飯後孩子們圍繞著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放焰口”這個從孟蘭盆會借來的辭兒，在楊家意思就是爸爸請客，被孩子們用來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口”的時候，老小歡喜，爸爸高興，天倫之樂無窮。所以，許多年過去，老小們已長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還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麼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種親情交融的溫馨。
阿季手巧，父親飯後吃水果，她管剝皮；吃風乾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脫殼去衣。總之，果品不論幹鮮，一經她手，准保收拾得千乾淨凈。
老小們懂事，往往中午飯後“放完焰口”，大家自動散去，好讓父親午休。父親有一次卻叫住阿季，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只是別出聲。”阿季從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書，行步做事，躡手躡腳，沒有一點聲響。冬天家裏只父親屋裏生個火爐，孩子們都用煨炭的手爐、腳爐取暖。火爐需不時加煤，阿季動作輕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聲。
父親對母親尊重愛護，母親對父親的特立獨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援，這種平等相待的夫妻關係，在夫權為主的舊社會是少有的，也是舊式夫婦間不多見的。
阿季的母親唐須嫈，也是無錫人。據楊先生說，媽媽這個古裏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給改的。因為在北京任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時，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禮服，戴大禮帽，到懷仁堂賀節；晚上改穿夜禮服，攜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楊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媽媽小名細寶，不知大名叫什麼。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楊先生還記起一個笑話。每年元旦前夜，媽媽說，“大禮帽得拿出來”，她大弟必大哭一場，說“大狸貓不要拿出來”。
阿季母親與老圃同年，二十歲結婚時，老圃還是學生。母親讀書識字（因唐家是富商，家裏延聘女先生教女兒們讀書認字），通情達理。曾在上海務本女校隨班聽課，愛看小說，新舊都讀。結婚兩年，父親由上海南洋公學官費派送日本留學，抵達日本不久，得知妻子臨產，特向官方請準事假回國探視，剛好在長女壽康出生前夕趕到家裏。雖然來去匆匆，在家逗留不過一週；母親心上快慰，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動，視為生平得意之事。
父親留日歸國後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緝，母親為父親特製一條假辮，釘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歸來將抵家門，覺背後有人拉住假辮掩兩下。父親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幫助籌款，潛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學，考入大學研究科，專研法律。次年7月，通過論文，獲早稻田大學法學士。即到美國，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
父親一去四年多，母親在無錫老家與婆婆和妯娌及侄兒女一同生活，撫養三個女兒。1910年父親回國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後在上海當律師，旋被先後任命為江蘇、浙江高等審判廳長。他因杭州惡霸殺人案，堅持司法獨立，同浙江督軍、省長意見不合，被調任京師高等檢察長。
父親回國以來，不論南下北上，母親總歸攜兒帶女同行，與父親相伴，家務操持得有條不紊，以致孩子們都深信母親能幹，無所不能！
阿季從記事起，從小到大，沒有聽父母吵過一次架。她回憶說：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裏，夫婦間的共同語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卻好像老朋友，無話不談。他們談的話真多：有過去的，當前的；自家的，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共同分析父親辦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時議論一些倫理道德問題。他們認為損人利己不好，于己無益而損人更壞。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反思，有時總結經驗。
阿季形容父親和母親：“兩人一生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ere）《人性與世態》（Les Caracteres）。”可惜阿季當時年幼無知，對父母那時斷時續的談話，聽了也不甚經心，如今的領會，乃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所得。我曾問楊絳先生，她父親和母親那種暢開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關係，對她們姊妹的影響。楊先生答：“我們姐妹中，三個結了婚的，個個都算得賢妻；我們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親對父親那麼和順，那麼體貼週到。”我想，這也許是楊先生過於自謙，否則“我們仨”那種不尋常的遇合，相互關係怎會處得如此自然和諧，而錢楊式的“人性與世態”又演繹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歲那年隨父母重返北京，開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這次北上，大姐二姐沒有同來，仍留在上海啟明女校住讀。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無錫。後來父親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遷居杭州。母親生小弟弟時，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顧母親坐月子，攜著三姐同到杭外州。
那時阿季三歲，是家裏的寵兒，很渾，第一次見到三姐，命她“叫聲季康官嘛”。三姐說“我為啥叫你？”那時，大姐、二姐也從啟明回來全家團聚。阿季最喜歡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姊妹中最聰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別後再也沒能與父母弟妹團聚。她因患副傷寒于1917年死於上海，還不到十五歲，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傷心事。趕去探望的母親隨即帶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聖心學校上學，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啟明住讀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東城。房東是滿族，阿季因此得見識梳“板板頭”，穿旗袍，著高底鞋的滿族婦女。她們的高底不在鞋根而在鞋底正中，木製，圓形，用整塊木頭刻成，所以不易折斷，穿上能穩步健行。老圃先生曾問阿季要不要穿高底鞋。阿季認真思索了一下，很認真地說：“要！”
阿季進了貝滿幼兒院上幼兒班。後來全家遷居西城東斜街25號，阿季就隨三姐閏康到西單牌樓第一蒙養院上學，阿季上學前班。
阿季六歲，在第一蒙養院學前班畢業，改入辟才衚同女師大附屬小學，仍與三姐同校，每天乘黃包車往返。父親上班乘馬車，三叔上班坐包車。三叔病重回無錫老家，包車歸阿季家所有，車夫也由她家專用，她們就改乘包車。
她們中午在學校包飯。那時在女高師任“學監”的三姑母蔭榆，有次在小學生進餐時陪來賓到飯廳參觀，整個飯廳頓時肅然，大家專心吃飯。阿季背門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飯粒。三姑母過來附耳說了一句，阿季趕緊把飯粒撿到嘴裏吃了。旁的小學生看樣也趕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飯粒撿來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形容這一群背後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一個白脖子，兩根牛角辮”，一個個忙不迭撿飯粒往嘴裏送，有趣極了。三姑母說時笑出了她的細酒渦兒，她顯然很喜歡這些小女孩。
也許是三姑母的緣故，阿季不時被女高師的學生帶到大學部去玩，演戲的時候被借去當“花神”，運動會上和大學生一同表演跳繩。
1917年春夏，正當阿季無憂無慮地享受她童年的快活時，家裏卻遭到巨大的衝擊，經受了嚴重的挑戰。作為一名剛入初小的學生，她弄不明白怎麼一向勤勉奉公的父親忽然不上班了，和一位愛做詩的植物學家、早稻田同學王子年同上百花山去採集製作植物標本了，個把星期才曬得黑黑的回來。不久，家裏的馬車賣了，兩匹馬也賣了，大馬伕、小馬伕全走了。家裏只剩包車了。
又過了兩年，阿季升入初小三年級。從不出遊的母親接連遊覽了頤和園、香山等京郊名勝，還買了好些梅花點舌丹、紫金錠之類的北京名藥，宮制絹花等北京特產，準備帶回家鄉送人。隨後，又收拾行李準備回南。秋季開學不久的一天清晨，阿季就跟著父母一家人登上火車回南方去了。
這已是阿季第二次“回南”。上次是她出生不久，辛亥革命前夕，局勢動蕩，地方騷亂，父親辭職回南侍奉祖母，又到上海避難；可這次回南，雖然聽三姐說過好多次，卻糊裏糊塗全沒放在心上。直到突然離家時才想到她還沒向要好的同學告別，“心上很惆悵”。
久後才知道，原來父親主持工作的京師高等檢察廳，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違犯了官場的慣例：該廳開始偵查後，儘管傳喚、訊問、搜查證據及交地方廳繼續偵查，一切嚴格依法進行，本無絲毫不合，只是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總長，曾擔任過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長、司法部總長、內務部總長諸多要職，非一般等閒人物，許多上級官員，紛紛為他說情。傳喚當晚，楊家電話一夜不斷。天亮之後，父親就被司法總長停止職務了。司法總長張耀曾事先就出面干預，不顧媒體揭發、議會質詢，意欲停止偵查此案。父親不理會上司默示，反“親詰司法總長，是否總長個人意見認為許世英道德高尚，絕無嫌疑之餘地？司法總長回答說：‘交情甚淺，並不能保。’”司法總長話雖如此說，但當京師高等檢察官于1917年5月4日傳喚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並搜查證據時，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總統，以檢察官“違背職務”為名，將京師高檢廳檢察長楊蔭杭、檢察官張汝霖停止職務，交司法官懲戒委員會議處。
阿季以後據當時的事實推斷，父親停職的時間不長，大概就是上山採集植物標本那個把星期。停職後雖未恢復原職，仍在司法部任職。但精研法律、熱衷法治的父親，經此事件，很是心灰，對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無意繼續做官。他和上司頂牛了。兩年之後，辭職南歸，沒等辭呈照准就帶了全家動身南下了。
給阿季留下印象至深的是離開北京那天，火車站上來為父親送行的人異乎尋常的多，“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誰也沒有那麼多人送行，我覺得自己的父親與眾不同，很有自豪感。”
這也許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吧，我想。當時的社會公眾輿論是同情和支援京師高等檢察長楊蔭杭的。1917年5月25日、26日的《申報》，在報道“高檢長楊蔭杭因傳訊許世英交付懲戒”的要聞時，就將楊檢長的申辯書全文與司法部請交懲戒的原呈同時刊出，使讀者對“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見一斑”。
楊蔭杭的申辯書，依據法律法理，義正詞嚴地說明問題實質，逐條批駁司法部請交懲戒的呈文，將司法總長強指的所謂“違背職務”駁得一無是處，並指控司法總長“交付懲戒”之不合法，有袒護之嫌。申辯書氣勢之壯，充分顯示出他的大義凜然和當時的激憤之情。
上述資料是一位讀者在讀了楊絳先生《回憶我的父親》一文後向作者提供的，因此未及編入《老圃文集》。2006年2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繁體字版《幹校六記及將飲茶等篇》，楊絳先生將以上資料作為《回憶我的父親》的附錄，收火書中，對於了解此案和楊老先生的性格主張當會很有幫助。
1992年，我偶翻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國人物大辭典》，在許世英名下，讀到：“1916年6月，任內務部總長；7月任交通部總長，後因受賄案去職。”據載，此人于1950年去台灣，任“總統府”資政，1964年病逝于台北。著有《許世英回憶錄》。惜未找見該書，不知作者有沒有“回憶”及1917年5月被京師高檢廳傳訊一事。
2.阿季回南
上次回南，阿季還是個抱在手裏的嬰兒，一切渾然不曉。
這次不同，她已是自個兒東跑西顛、問這問那，充滿了好奇的小學生了。
阿季問爸爸：“這火車上座椅的扶手怎麼還包著絲絨、鑲著花邊，好講究！”爸爸告訴她，這是頭等車。“那外國人坐的（車廂）是幾等昵？”阿季又問。她發現洋人乘的車廂是方的，沒有一排排的座椅，有點像人家的客廳，他們圍著桌子吸雪茄煙，喝汽水，還有沙發。爸爸沒好氣地答說：“二等！”阿季不明白二等（車廂）怎麼比頭等還舒服？她太小，還品味不出爸爸對洋人在中國享受種種特權的反感。
阿季隨爸爸媽媽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住了兩天客棧，登上一艘名叫“新銘”的海輪，一直南行，駛往上海。這輪船就像電視劇《圍城》中顧爾謙、李梅亭等乘的三等艙那樣又臟又擠又亂。阿季家行李特多，許多箱書，還有包括全部家當的箱子、網籃、鋪蓋。一家大小還有一個門房臧明和他的妻子臧媽，外加一隻蒙著薄布的字紙簍子，裏頭藏著爸爸寵愛的那只黃白色獅子貓，也“夾帶”著坐車乘船，跟大家一起回南。
爸爸站在亂糟糟的岸上照料行李上船，一直抱著七妹妹，沒有片刻離手。阿季知道三歲的七妹妹夠重的，她心疼爸爸長時間抱著個小胖墩兒，一定累得夠戧。旅客上船時，媽媽帶著一群孩子，由男女傭人照看，爸爸抱著七妹妹最後一個上船。當他正要抬腳跨上架在輪船和岸上之間的小木橋時，小木橋因船頭移動，突然掉人海裏。阿季在船上眼睜睜地望著爸爸，嚇得要命，她怕爸爸上不了船了！然而爸爸抱著七妹妹從容地由搭在船尾的跳板上船了，行李也全都上了船。
大家在船上聚集後，媽媽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小馬桶，讓孩子們方便。一家人並不都在一個房艙，阿季和三姐就在另處，不過艙是連著的。
輪船漸漸駛入大海，過黃水洋、藍水洋、黑水洋。過黑水洋，輪船晃動厲害，大家都暈船了。但暈船也止不住孩子們的淘氣和好奇。阿季和三姐是上下鋪，當時阿季八歲，三姐十三歲。阿季要跟三姐搗亂，就用腦袋頂上鋪的橫板，讓她不能安睡。不過兩人要好的時候居多。三姐想看海上日出，她告訴阿季如醒得早，就叫醒她。後來還是三姐叫醒了阿季，她爬上上鋪，和三姐一同看太陽從海面升起來。先是兩個半圓的太陽，慢慢變成兩個整圓的，然後分開，顏色由深紅變金紅，太陽就從海裏出來了，阿季那時還不怎麼會形容，只覺得“好看極了！”
兩三天后，到了上海。下了輪船，換乘“拖船”。所謂“拖船”，就是拖在小火輪後面的一大串船，依靠火輪船的動力向前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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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學昭，今年79歲，生於北京，長于上海，北京燕京大學畢業。曾任《中國兒童》主編；《中國少年報》副秘書長，負責編輯事物；新華社、人民日報駐外記者；人民日報國際評論員；久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學者、教育家吳宓先生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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