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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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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


作者
加布堮J爾.A.阿爾蒙德
ISBN
9787506030359
頁數
497
開本
03
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2-1
NT$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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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節選  
  譯者序言
    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一書
的英文本于1963年出版,17年後(1980年)再版,其中文譯本于1989年出
版,19年後(2008年)再版。這一極其接近的再版時間跨度,也許可以表明
這本專著的學術生命力。無論人們在這個期間對這本書的褒貶如何,該書所開
創的政治文化實證研究的學科領域、以及提出的理論視角和方法途徑都已經深
深地影響和啟發了幾代從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學人。可以說,這是一本西方比較
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劃時代的巨著,而且,也是一本對該領域研究具有引導指向
性的學術成果。
    在研究人類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歷史長河中,古今中外的學者都曾經對文化
與制度的關係有不同程度的關注。從古希臘的柏拉圖、亞堣h多德到近代啟蒙
思想家的盧梭、蒙德斯鳩,以及現代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就一國國民文化特質
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聯性進行過論述,這些有關文化特質的論述和分析,大多
只是基於知識界和思想家本人的主觀觀察和體會,與普通百姓對政治主體的態
度、情感和評價並無直接關係。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隨著弗洛伊德學派和
行為主義學派的興起,以及文化人類學的發展,對政治文化的探討越來成為人
們研究宏觀政治結構時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與過去人們對系統的政治思想體
係、國家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情有獨鍾的研究相比較,行為主義學派更加關心
政治行為和影響人們政治行為的心理動因。他們注重研究潛在於政治結構及其
制度和權力運行背後的、與其有著某些千絲萬縷聯繫的深層文化結構、意識形
態要素和心理因素,並試圖通過對人們的政治態度、可觀察的內心偏好和情感
的微觀考察,來發現個體心理層面的這些要素對政治集體層面以及宏觀政治運
 行所產生的影響。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以更具有說服力的實證性要素分
析,來更好地解答宏觀政治制度的問題。把政治文化從一般文化的概念中抽離
出來,在對普通百姓的心理認知、政治態度和價值判斷進行大規模社會調查的
基礎上,來分析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和行為的關係,使政治文化研究成為政治
學實證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延續至今,則與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
研究成果密不可分。這一歷經5年時間所完成的研究無可非議地成為這一開創
性學科的奠基之作。
    阿爾蒙德本科和研究生教育(1928—1938)都是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的。西
德尼·維巴則是阿爾蒙德在普奡給y任教時的學生,其博士論文《小團體與政
治行為》(1959)受到阿爾蒙德的指導,深受阿爾蒙德的賞識。1956年阿爾蒙德
在《比較政治系統》的一篇論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①1957
年他和維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開始了對5個民主國
家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的關係的比較研究,1963年正式出版了《公民文化》。
    芝加哥大學的求學經歷對阿爾蒙德的公民文化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根據
他1996年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民主研究中心作的《公民文化:背景、回顧和
展望》的專題報告中回顧,公民文化研究的淵源可以回溯到20年代初。②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芝加哥大學政治系主任查爾斯·梅堥姆(Charles Merriam)
教授曾主持了一個“公民發展”(Making 0f Citizens)的研究計劃,計劃的主要
目的是為了防止戰後蘇聯體制對歐洲其他國家的影響。這一旨在分析歐洲主要國
家國民素質和如何進行公民教育、培訓的計劃,因為政治意圖的主觀性、參加學
者傳統與保守的觀念和方法,以及個別學者政治立場的差異而功虧一簣。雖然以
梅堥姆的學術威望,該項目動員了當時一批有名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並逐
年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本項目最為關注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部分的承擔
者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則因為政治原因未能按照約定和梅堥
姆的意見完成最終的書稿。進入20世紀30年代,美國對政治行為的心理學和社
 會學探討剛剛起步。芝加哥大學開始給青年學生傳授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精
神分析學和社會調查方法等方面的科學方法論知識。有了社會科學方法訓練的這
批年輕有為的學子,已經不再滿足仍然屬於比較保守的、對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知
之甚少的師輩們的傳統的和主觀的理論和方法。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用社會科學
的方法來研究政治行為,希望能夠在公民政治態度和文化研究以及政治社會化方
面另辟蹊徑。阿爾蒙德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阿爾蒙德公民文化研究的首要貢獻是他的公民文化理論。他的公民文化理
論是本書最引發爭論的部分,同時也為後來者的不斷研究探討開拓了理論的想
象空間。
    公民文化一詞並非阿爾蒙德的獨創,而是引自古希臘思想家。這一概念在
古希臘思想家那堿O指公民的一種精神和美德,只有公民具有了這種精神和美
德,才能使得民主政治成為一種穩定的和有效的政治體制。公民的這種精神和
美德是穩定的和有效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阿爾蒙德的公民文化概念深受古
希臘思想家的影響。他開宗明義地指出,公民文化不是一種現代文化,而是一
種現代和傳統的混合政治文化,它混合了不同歷史時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
既具有傳統部族村落自我封閉的互信,又具有對統一國家和專業化中央政府機
構的認同和忠誠,同時還有對現代複雜的政治系統和決策過程的參與意識和要
求。公民文化理論所要探討的核心議題是,為什麼有的民主體制比其他民主體
制更有效,什麼樣的政治文化更有利於民主政治體制的穩定。其基本假設是政
治偏好和認知傾向決定人們的政治行為,進而影響政治結構的穩定和變化。很
明顯,阿爾蒙德所選擇的理論途徑是從政治文化入手,通過辨別和分析不同國
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差異,來發現和歸納出穩定有效的民主體制所需要的政治文
化模式。該研究所選擇的國家既有二戰後民主運行比較穩定和有效的英國和美
國,也有深受動蕩困擾的民主國家德國、義大利和墨西哥。其研究方法是通過
對5國公民政治態度和價值的抽樣問卷和訪談來獲取一手資料,以此分析政治
態度和價值與民主制的關係。這種在微觀政治學的個體政治態度和價值的分析
與宏觀政治學的民主政治穩定理論之間尋找某種因果聯繫的研究計劃,在當時
既充滿想像力,同時也是極具挑戰和風險的。
    為了建立可供分析的理論框架,阿爾蒙德和維巴首先將政治文化定義為一
 國人口中對政治主體(政府機構、官員、政黨組織、政策決定等)的認知、
情感和評價的特有模式。然後,他們把政治文化模式分為村落地域型、臣民依
附性和積極參與型三種典型類型。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的標誌是人們對自己屬地的認同感強于國家的認同感,缺乏公民權意
識,在認知上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參與政治;臣民依附性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hure)的特徵則表現為,公民認為自己對政府產生影響的能力很有
限,易於服從並對政治參與比較消極;積極參與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是指公民對政治有密切的關注並有廣泛的參與意願和認知。
    在阿爾蒙德看來,三種典型的政治文化類型並不是相互隔離的,而是一個
歷史的演進和累積過程。這種演進和累積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替代關
係,而是融合關係。在經驗的現實中,每一種政治文化(除村民文化之外)
都是一種複合體。例如,當臣民文化產生時並不一定排斥村民文化那種對以初
級的和親密的社區為中心的認同取向,而只是在世系群、宗教社區和村落的認
同取向上增添了一個對政府機構特定的臣民取向。同樣地,參與者文化的產生
也不排斥臣民的和村民的取向模式,而只是臣民和村民文化中的一個附加層。
所謂的公民文化是一個複合體,它存在著文化的異質性和混合性,它是通過歷
史的演進和異質性的包容所逐漸形成的。不同的歷史文化積澱和演進過程造成
各國不同政治文化的差異,而每一種顯著的政治文化類別特徵(村民的、臣
民的或者參與的政治文化)往往與其政治權力結構有關,如臣民文化與中央
集權結構有關,參與型文化與民主結構有關。一個協調的政治結構可能是一個
與政治文化相適應的結構。在這一協調的政治結構中,全體人民的政治認知,
亦即對權威的情感和對政府及其政策的評價可能趨於贊成。
    當然,阿爾蒙德並不認為政治結構是一成不變的。正如政治文化的演變一
樣,政治結構也會發生變化。在這種變化中,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的關係可以
是協調的也可以是不協調。在政治系統的變化過程中,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彼
此經常不協調的情況可能存在。特別是在文化迅速變化的過程中,政治系統可
能是已經不再協調的系統,或者是正在由一種政治形式演變成另一種形式的係
統。阿爾蒙德和維巴對5國政治文化的調查的理論意圖就在於了解政治文化和
政治系統關係的協調程度,以期發現一種維護穩定的民主制的政治文化。在阿
 爾蒙德看來,5國中英國和美國的民主政治最穩定。通過調查發現美國尤其是
英國的政治文化是一種“系統性混合”的政治文化,即在具有顯著的參與型
文化的同時,仍然保留著村民的和臣民的文化要素。這種“系統性混合”的
政治文化也就是阿爾蒙德所說的公民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參與型文化與村民
的和臣民的文化是協調的,後兩者的文化取嚮往往會限制參與者的政治責任並
使其政治參與較為溫和,從而便導致了一種平衡的政治文化。在這種平衡的文
化氛圍中,即存在著政治的積極性、政治捲入的熱情和理性,但可能的過激政
治行為也為消極性、傳統性和村民價值的責任心所平衡。
    阿爾蒙德的這一“系統性混合”的公民文化理論,實際上是一種從文化
層面闡釋的溫和穩妥的民主理論,或者用他後來的話說,“是一種民主的均衡
理論”。這一理論強調的是,有利於民主政治有效運行的公民文化應該是既能
夠使過高的參與熱情與政治冷漠之間達成平衡,又能使對權威的服從和尊重與
主動和參與之間形成融合的一種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各個社團和利
益群體政治動員和訴求各行其是,不會相繼發生,對政治系統的社會壓力可以
得到調節,政治衝突的程度能夠保持在政治系統免於崩潰的適當範圍。
    阿爾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論與亨利·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研究挪威
政治得出的民主穩定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根據阿爾蒙德的回顧,埃克斯坦的
思想對他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其實《公民文化》的初稿就曾經得到過埃
克斯坦的指點和建議。埃克斯坦對民主穩定的假設和觀點深深影響到阿爾蒙
德,並在他的久負盛名的專著《挪威的民主》(1966)中得到了很好的闡述。
埃克斯坦認為,具有一種混合政治文化的民主政治系統更穩定。民主政治體制
是明顯的矛盾體、平衡的不一致的混合體。一方面,民主政府首先必須能夠治
理,他必須有足夠的權力和領導力來作出決定。另一方面,民主體制還必須對
他的公民有回應性,政府的精英必須要回應來自社會的要求和願望。與公民文
化相連的政治態度模式越是混合型的,就越適合民主系統。①埃克斯坦這一理
論在阿爾蒙德和維巴對美國和英國的政治態度調查研究中也有證實。
     《公民文化》另一個具有價值的貢獻,是將當時產生的許多新學科的成果
融合到了政治文化的研究之中,其中包括了公共輿論研究、宏觀社會學理論、
心理人類學等,尤其是抽樣調查技術方法第一次引入了比較政治文化的研究。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眾多的關於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中,雖然也有許多具有
影響的成果試圖解釋文化與政治發展模式之間的相關性,但大多數研究還是圍
繞著國民性格、文化氣質、人格文化或文化特質的分門別類和一般性人類學描
述的層面。正如後來的批評者指出的那樣,這種政治文化描述往往顯得飄忽不
定,空洞含糊,缺乏科學解釋力。①相比之下,阿爾蒙德和維巴則試圖將文化
特徵的描述與社會抽樣調查相接合,通過更具有經驗研究取向的輿論和民意調
查來揭示政治行為背後的政治文化因素。儘管當時社會調查方法已被成功應用
到美國投票行為和政治態度的研究,但把這種方法運用到跨國政治文化比較,
仍然是一個開拓性的艱苦工作。
    《公民文化》提出的一些理論解釋以及研究方法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是學術
界爭論的焦點,爭論中也不乏許多尖銳的批評。主要的批評可以歸納以下幾
點。其一,某些現代化理論學者的批評認為,現代民主政治就是公民的積極參
與和參與權的普及,公民文化理論則過於強調消極參與和對權威的順從,不符
合現代民主的精神和現實。其二,一些政治發展理論的學者則批評阿爾蒙德的
公民文化理論忽視經濟發展水準(如貧窮、受教育程度和傳媒發展程度)和
制度制約因素(如政治參與渠道和政治資訊傳播的缺失),僅僅以人們對政治
系統的心理滿意度作為依據,過於片面。其三,一些強調民主制度建設的學者
認為,把文化作為自變數,把行為和結構看成是因變數,將人的心理傾向模式
與民主政治的穩定掛鉤,這似乎顯得有些草率。對他們來說,公民文化更加可
能是民主制度的一個結果,而不是民主的一個原因。公民文化應該是證明民主
制度良好的一個參照。其四,也有學者認為,阿爾蒙德的公民文化研究傾向於
將一國的政治文化看做是相似的,類似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或者國家的特徵。很
少對一國的亞文化和社會衝突給以關注,忽略了基於階級、種族和性別等社會
 分化的重要意義。其五,還有學者認為,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分析,將
文化看成是一成不變的,很少關注文化的變化。凡此種種,這些批評與當時學
術界對文化研究途徑開始產生普遍懷疑的氛圍遙相呼應,致使政治文化的研究
在70年代初開始處於低潮。
    然而,西方比較政治學者對政治文化的研究並沒有就此停頓。70年代一些
研究發現,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政治文化正在迅速發生著變化,阿爾蒙德和維巴
關於政治文化是結構性變數相對穩定的判斷已不合時宜。1980年,阿爾蒙德和
維巴主編出版了《重訪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Rev ited)一書,10位作者
從不同學科角度和立場對20年前公民文化研究的學術得失和影響進行了中肯的
分析和評述。同時,該書對20年後5國政治文化所發生的變化進行了再分析,
修正了阿爾蒙德和維巴原先關於政治文化是結構性變數的觀點,指出政治文化是
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可以對結構變化迅速回應的可塑性現象。該書中阿爾蒙德對
20年來人們的批評給予了系統的回應。他把20年來人們圍繞政治文化研究的爭
論歸納為三個主要問題:(1)關於政治文化內容的定義和具體說明的不同觀點;
(2)就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和行為如何區分的爭論;(3)有關政治文化、政治
結構和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的爭論。阿爾蒙德對三個方面的問題作了重新闡述,
尤其是對他的公民文化理論中的“系統性混合”和均衡思想的理論來源和現實
觀察給予了詳細的說明。①維巴在該書中也為公民文化一書在實證研究方面所
取得的成果和對該領域研究的影響作了審慎的說明。公民文化的研究儘管存在
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缺陷,但它提出的一些假設和採集的數據,甚至於研究
的缺陷,仍然給人們以新的思想啟發和研究推動力。②
    就近二十多年來有關政治文化的研究發展與趨勢來看,這些評價也還是中
肯的。指責《公民文化》一書保守和僵化,忽視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的作用,
忽視特殊政治實踐對公民態度的影響,70年代那場對該書的批判可謂是何等
的尖銳。然而,這場批判並沒有終結由該書開創的極具挑戰的研究領域。相
反,社會科學方法和統計調查技術的廣泛使用,以及對公民文化理論缺陷的修
正和彌補正成為近二十多年來政治文化研究復興和發展的重要內容;例如,羅
納爾德·英格堳0S(Ronald Inglehart,1971,1977,1990)20世紀70年代
末持續對西方後工業化民主國家大眾政治態度和價值變化的延續調查研究,①
拉塞爾·達爾頓等(Russell Dalton etal.,1984,1990,1994)對工業民主國家
經濟發展與民主基礎轉型關係的延續調查研究,②以及羅伯特·帕特南《使民
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1993)
對義大利不同地區文化與民主運行績效關係的長期跟蹤調查研究,③都可以說
是《公民文化》這棵老樹枝幹上長出的新枝和碩果。
    本書的重新出版,仍然沿用了1989年的譯本,沒有再作修改。19年前參
加本書翻譯的同事們多數已經成為學術方面的知名學者,負責校對的沈叔平先
生已經作古。但當我受委託撰寫本書重版序言時,我仍然能夠感受到當年大家
那種對學術追求的渴望和真誠,對譯作精心推敲的執著和對學術的敬業。青年
學者的赤子之心,昭然于眼前。現在重讀這本書,依然欣慰譯文能夠基本忠實
于原文的思想表達和分析闡釋的原意。在這裡,我謹以本文表達我對逝者的追
思,對生者的感激和敬意。
徐湘林
于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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