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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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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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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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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0628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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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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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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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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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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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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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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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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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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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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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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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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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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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說明： 國際快遞 ， 海運郵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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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北京大學王力教授主持並召集眾多專家共同編寫的關於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的簡明讀本，出版46年來前後歷經4次重要修訂。到今天仍然是大眾認識中國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礎參考書。全書分禮俗、宗法、飲食、衣飾等十四個方面。本書曾在港臺地區出版．並被譯成日、韓等語言流行于海內外。
第四次修訂版特聘請在美國任教的漢學專家劉樂園（Lewis Eden）。以中國考古學黃金時代的成果為出發點，精選圖片，改謬補漏，從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增補最新文化研究成果，通過近世考古發現與傳統文獻相結合的“古史新證”，勾勒出情趣盎然的中國古代文化生活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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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目錄
《大學入門叢書》編輯旨意
第一章 天文
第二章 曆法
第三章 樂律
第四章 地理
第五章 職官
中央官制
地方官制
品階勳爵
第六章 科舉
第七章 姓名
第八章 禮俗
階級、階層
冠 禮
婚姻
喪葬
第九章 宗法
族、昭、穆
大宗、小宗
親屬
喪服
第十章 宮室
第十一章 車馬
第十二章 飲食
第十三章 衣飾
第十四章 什物
修訂版後記
封面設計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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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文
出土這塊彩錦的墓葬是一座男女合葬墓，時間為東漢末到魏晉。陪葬品中有一件陶器還帶“王”字題記。這件彩錦織物出土時位於弓的旁邊，說明它在使用弓的時候是係在射手的前臂上的。錦邊緣縫的織物是絹。這塊彩錦是五重平紋經錦（使用了藍、綠、黃、紅和白這五種顏色的經線）。錦上織有日月、雲朵、孔雀、仙鶴、辟邪和虎的紋樣以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
這裡的“五星”，是先秦所謂的太白、歲星、辰星、熒惑和鎮星。在秦漢以後，由於五行說的普及，它們又被稱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
所謂“中國”，是星佔學分野概念裏的“中國”，泛指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而“中國”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國”。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古代星佔學上很常見的佔辭。《史記·天官書》上說：“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在《漢書》、《晉書》、《隋書》、《新唐書》天文志以及《開元佔經》裏都能見到類似的記載。
“五星積于東方”和“五星出東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時期內，在日出前同時出現在東方。這種天象非常罕見，所以引起古人格外的好奇與重視，把這種天象附會上某種“天意”。比如《文獻通考》上就有“周將伐殷，五星聚房”之說。
五星聚合一般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出現一次。中國上一次出現聚合（間距<30°）的時間是西元1921年。下一次出現五星聚合的時間則是西元2040年了。
因為這件彩錦護膊出土時正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騰飛壯大的時期，而新中國的國旗又是五星紅旗，所以人們在不具備相應古代文化知識情況下，從這件護膊上讀出的是直白的現代字面意義。這件護膊被定為一級甲等並受到格外的珍視當然也就很好理解。
在上古時代，人們把自然看得很神秘，認為整個宇宙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就是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獻裏，天和帝常常成為同義詞。古人又認為各種自然現象都有它的主持者，人們把它們人格化了，並賦予一定的名字，例如風師謂之飛廉，雨師謂之荓翳（屏翳。葬，讀ping；翳，讀yi），雲師謂之豐隆，13禦謂之羲（xi）和，月禦謂之望舒（這裡是舉例性質，見《廣雅·釋天》），等等，就是這種觀念的反映。這些帶有神話色彩的名字，為古代作家所沿用，成了古典詩歌辭賦中的辭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農耕生活的國家之一，農業生產要求有準確的農事季節，所以古人觀測天象非常精勤，這就促進了古代天文知識的發展。根據現有可信的史料來看，殷商時代的甲骨刻辭早就有了某些星名和13食、月食的記載，《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爾雅》等書有許多關於星宿的敘述和豐富的天象記錄，《史記》有《天官書》，《漢書》有《天文志》。我們可以說遠在漢代我國的天文知識就已經相當豐富了。
古人的天文知識也相當普及。明末清初的學者顧炎武說：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見《日知錄》卷三十“天文”條。“七月流火”見《詩經·豳風·七月》，“三星在戶”見《詩經·唐風·綢繆》，“月離于畢”見《詩經·小雅·漸漸之石》，“龍尾伏辰”見《左傳·僖公五年》。）
我們現在學習古代漢語當然不是系統學習我國古代的天文學，但是了解古書中一些常見的天文基本概念，對於提高閱讀古書能力無疑是有幫助的。現在就七政、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分別加以敘述。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合起來稱為七政或七曜（yao）。金木水火土五星是古人實際觀測到的五個行星，它們又合起來稱為五緯。
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為它光色銀白，亮度特強。《詩經》“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見《詩經·鄭風·女曰雞鳴》），“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見《詩經·陳風·東門之楊》），都是指金星說的。金星黎明見於東方叫啟明，黃昏見於西方叫長庚，所以《詩經》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見《詩經·小雅·大東》）。木星古名歲星，逕（jing）稱為歲。古人認為歲星十二年繞天一週，每年行經一個特定的星空區域，並據以紀年（下文談到十二次和紀年法時還要回到這一點上來）。水星一名辰星，火星古名熒惑，土星古名鎮星或填星。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談到天象時所說的水並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營室，即室宿，主要是飛馬座的α、β兩星），《左傳·莊公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就是一個例子。所說的火也並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即心宿，特指心宿二，即天蝎座的α星。《史記·天官書》所說的火，才是指火星（熒惑）），《詩經》“七月流火”，就是一個例子。
古人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是以恒星為背景的，這是因為古人覺得恒星相互間的位置恒久不變，可以利用它們做標誌來說明日月五星運行所到的位置。經過長期的觀測，古人先後選擇了黃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個星宿作為“坐標”，稱為二十八宿。黃道是古人想像的太陽週年運行的軌道。地球沿著自己的軌道圍繞太陽公轉，從地球軌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陽，則太陽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這種視位置的移動叫做太陽的視運動，太陽週年視運動的軌跡就是黃道。這裡所說的赤道不是指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星宿這個概念不是指一顆一顆的星星，而是表示鄰近的若干個星的集合。古人把比較靠近的若干個星假想地聯繫起來，給以一個特殊的名稱如畢參箕鬥等等，後世又名星官。二十八宿指的是：
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鬥牛女虛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mao）畢觜（zi）參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zhen）
東方蒼龍、北方玄武（龜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這是古人把每一方的七宿聯繫起來想像成的四種動物形象，叫做四象。
以東方蒼龍為例，從角宿到箕宿看成為一條龍，角像龍角，氐房像龍身，尾宿即龍尾。再以南方朱雀為例，從井宿到軫宿看成為一隻鳥，柳為鳥嘴，星為鳥頸，張為嗉（su），翼為羽翮（he）。這和外國古代把某些星座想像成為某些動物的形象（如大熊、獅子、天蝎等）很相類似。
上文說過，古人以恒星為背景來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而二十八宿都是恒星。了解到這一點，那麼古書上所說的“月離于畢”、“熒惑守心”、“太白食昴”這一類關於天象的話就不難懂了。（其中《尚書·洪范》偽孔傳：“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熒惑守心”見《論衡·變虛》篇；“太白食昴”見鄒陽《獄中上樑王書》。）“月離于畢”意思是月亮附麗于畢宿（離，麗也）；“熒惑守心”是說火星居於心宿；“太白食昴”是說金星遮蔽住昴宿。如此而已。蘇軾在《前赤壁賦》裏寫道：“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于鬥牛之間。”也是用的二十八宿坐標法。
二十八宿不僅是觀測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標，其中有些星宿還是古人測定歲時季節的觀測對象。例如在上古時代，人們認為初昏時參宿在正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等。這是就當時的天象說的。《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五月初昏大火中。”
古人對於二十八宿是很熟悉的，有些星宿由於星象特殊，引人注目，成了古典詩歌描述的對象。《詩經》“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鬥，不可以挹（yi）酒漿”（見《詩經·小雅·大東》），這是指箕宿和鬥宿說的。箕鬥二宿同出現于南方天空時，箕宿在南，鬥宿在北。箕宿四星聯繫起來想像成為簸箕形，鬥宿六星聯繫起來想像成為古代舀酒的鬥形。《詩經》“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則是指參宿而言（此從毛傳），因為參宿有耀目的三星連成一線。至於樂府詩裏所說的“青龍對道隅”（見《隴西行》），道指黃道，青龍則指整個蒼龍七宿了。有的星宿，伴隨著動人的神話故事，成為後世作家沿用的典故。膾炙人口的牛郎織女故事不必敘述。（但是織女不是指北方玄武的女宿，而是指天琴座的α星；牛郎也不是指北方玄武的牛宿，而是指天鷹座的僅星，牛郎所牽的牛才是牛宿。）二十八宿中的參心二宿的傳說也是常被後人當作典故引用的。《左傳·昭西元年》說：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日閼伯，季日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zang），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主祀大火），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即心宿）；遷實沈于大夏（晉陽），主參（主祀參星），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即參宿）。因此後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為參辰或參商。又因為參宿居於西方，心宿居於東方，出沒兩不相見，所以後世把親朋久別不能重逢也比喻為參辰或參商。杜甫《贈衛八處士》所說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就是這個意思。
隨著天文知識的發展，出現了星空分區的觀念。古人以上述的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二十八個星宿為主體，把黃道赤道附近的一週天按照由西向東的方向分為二十八個不等份。在這個意義上說，二十八宿就意味著二十八個不等份的星空區域了。
古代對星空的分區，除二十八宿外，還有所謂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黃河流域常見的北天上空，以北極星為標準，集合周圍其他各星，合為一區，名日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張翼軫以北的星區是太微垣；在房心尾箕鬥以北的星區是天市垣，這裡不一一細說。
現在說一說北斗。北斗是由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七星組成的，古人把這七星聯繫起來想像成為古代舀酒的鬥形。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組成為鬥身，古曰魁；玉衡、開陽、搖光組成為鬥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屬於大熊座。
古人很重視北斗，因為可以利用它來辨方向，定季節。把天璇、天樞連成直線並延長約五倍的距離，就可以找到北極星，而北極星是北方的標誌。北斗星在不同的季節和夜晚不同的時間，出現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們看起來它在圍繞著北極星轉動，所以古人又根據初昏時鬥柄所指的方向來決定季節：鬥柄指東，天下皆春；鬥柄指南，天下皆夏；鬥柄指西，天下皆秋；鬥柄指北，天下皆冬。
現在說到十二次。
古人為了說明日月五星的運行和節氣的變換，把黃道附近一週天按照由西向東的方向分為星紀、玄枵（xiao）等十二個等份，叫做十二次。每次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為標誌，例如星紀有鬥牛兩宿，玄枵有女虛危三宿，余皆倣此。但是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的廣狹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訖界限不能和宿與宿的分界一致，換句話說，有些宿是跨屬於相鄰的兩個次的。下表就說明瞭這種情況（此表是根據《漢書·律曆志》作的，各次的名稱、寫法和順序都根據《漢書·律曆志》）。
我國古代創立的十二次主要有兩種用途：第一，用來指示一年四季太陽所在的位置，以說明節氣的變換，例如說太陽在星紀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等。第二，用來說明歲星每年運行所到的位置，並據以紀年，例如說某年“歲在星紀”，次年“歲在玄枵”，等等。這兩點，後面談到曆法時還要討論。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上述十二次的名稱大都和各自所屬的星宿有關。例如大火，這裡是次名，但在古代同時又是所屬心宿的名稱。又如鶉首、鶉火、鶉尾，其所以名鶉，顯然和南方朱雀的星象有關，南方朱雀七宿正分屬於這三次。《左傳·僖公五年》“鶉火中”，孔疏說“鶉火之次正中于南方”，又說“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可以為證。
下面談談分野。
《史記·天官書》說“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可見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聯繫起來看的。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根據地上的區域來劃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別指配于地上的州國，使它們互相對應，說某星是某國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國的分野；也有反過來說某地是某某星宿的分野的。例如《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野也。”這種看法，便是所謂分野的觀念。
古人所以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為了觀察所謂“機（ji）祥”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國的吉兇。例如《論衡·變虛篇》講到熒惑守心的時候說：“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顯而易見，這是一種迷信。但是古人對於星宿分野的具體分配既然有了一種傳統的了解，那麼古典作家作品在寫到某個地區時連帶寫到和這個地區相配的星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庾（yu）信《哀江南賦》說“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王勃《滕王閣序》說“星分翼軫”，李白《蜀道難》說“捫（men）參歷井”，就是在分野的意義上提到這些星宿的。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古人的天文知識雖然已經相當豐富，但是由於科學水準和歷史條件的限制，古代的天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術相聯繫的。古人對於某些異乎尋常的天象還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於是在崇敬天帝的思想基礎上，把天象的變化和人間的禍福聯繫起來，認為天象的變化預示著人事的吉兇。例如日食，被認為對最高統治者不利，所以《左傳·昭公十七年》說：“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殺牲盛饌（zhuan）），伐鼓于社。”《禮記·昏義》也說：“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這是把日食看成是上天對最高統治者的警告。又如彗星（一名孛星，欃槍）的出現，被認為是兵災的兇象，所以史書上常有記載。甚至行星運行的情況也被認為是吉兇的預兆。例如歲星正常運行到某某星宿，則地上與之相配的州國就五穀昌盛，而熒惑運行到這一星宿，這個國家就要發生種種禍殃，等等。占星家還認為某某星主水旱，某某星主饑饉，某某星主疾疫，某某星主盜賊，注意它們的隱現出沒和光色的變化而加以佔驗。這些就不一一敘述了。
占星無疑是迷信，占星術後來被統治階級所利用，成了麻醉人民的工具，我們閱讀古書，對此應該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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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人。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級教授。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早年就讀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等。後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著有《漢語詩律學》《漢語史稿》《中國語言學史》《同源字典》等四十余部，主編有《古代漢語》《王力古漢語字典》等，翻譯有波德菜爾的《惡之花》(詩集)等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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