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作者 |
： |
徐百柯
|
| ISBN |
： |
780211487x
|
| 頁數 |
： |
270
|
| 開本 |
： |
16
|
| 封面形式 |
： |
簡裝本
|
| 出版社 |
： |
中央編譯出版社
|
| 出版日期 |
： |
2007-9-1
|
| NT$ |
： |
266
|
|
|
|
|
配送說明： 國際快遞 ， 海運郵遞 。
付款說明： 1. VISA、MASTER線上刷卡 2. 信用卡傳真刷卡付款 3.
郵政劃撥 4. 銀行匯款
|
|
|
|
|
|
| |
一
《民國那些人》為《中國青年報• 冰點週刊》最佳專欄——“鉤沉”結集
當時的獲獎詞如下：
一個出色的專欄，最難得的品質在於“吾道一以貫之”。徐百柯的“鉤沉”專欄就符合這種品質。從《冰點週刊》創刊之日起，他獨自承包了這個專欄，從歷史記憶深處，為今天的人們鉤出一個個已被遺忘的人物和一段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鉤沉”專欄的出色之處在於：它是史與詩、學與識、才與情、舊與新的融匯貫通。它像一壺陳年佳釀，越品越有滋味。“鉤沉”絮絮叨叨、呢呢喃喃、沒完沒了，其實在向讀者敘述一個主題：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去甚遠。讀著他們，我們感到恍若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嘆不已。
將這些過往人物，端上今天的報面，首先要有一個充足的新聞由頭，才能將歷史和現實嫁接起來，徐百柯很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他總是從今天相關的人物或場景切入，從而“激活”一段陳年往事。
二：
百柯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他從故紙堆中扒拉了近80個人出來，講他們的逸事，也講他們的風骨。民國的那些人呵，真是可愛至極。時代造就他們，那股冷熱交替的亂世火焰，將他們打磨得珠圓玉潤。繁華總不能長久，所以不必顯得光彩奪目。大凡能起敬意的，都是樸素無華的人和事。人世最美的風景，總不刻意存在，不注意便會錯過。你可還記得蔡公時那守護氣節的身影，你可還記得馬寅初的音容笑貌，你可還記得方大曾那已消失的傳奇，你可還記得陳西瀅的傲慢與偏見？在心中輕點，卻滴到了深處。
——文/隱躍如
為了這本書史料的真實性，作者尋訪了許多民國文人的晚輩，學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們眼中的長輩，不但可敬，更為可親。為了能寫人所未寫，敘人所未知，作者的筆常常觸及名人光環之下的一些瑣事，逸事。淡墨寫功業，濃墨寫性情。使這些漸行漸遠的名字和讀者們有了溝通的語言。一個個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個時代的背影，讀人又如讀史，民國時期的社會背景和發展，輕鬆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 文/畫裏真真
我們看到作者為了追蹤一個人在當代留下的痕跡，煞費周章地檢索資料，尋找親友，而在此之外，則是一片沉默的空白。一面是建立新的文化偶像，一面卻是更多更深的遺忘。這似乎提示著，無論表面看上去多麼熱鬧，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識，仍然是不完整的。而一個打撈者的姿態，自然和一切文化消費的動機絕緣。
他常是敏銳地從大量素材中抓取最有表現力的細節，然後用特寫式的筆法勾勒出來，只需短短幾句，便畫面感十足。在細節的穿插點染中，可以不按一語，而境界全出。加之時間不斷地在過去與現在之間閃回對照，作者的筆觸愈是冷靜，其中包含的情感卻愈顯得熾熱。雖然每篇不過一千來字的篇幅，讀完後猶令人低徊不已。就其中情感的深度和廣度而言，稱其有尺幅千里之勢或許並不為過吧。
——季劍青 2007年8月18日《青島日報》
在週刊眾多欄目中，人物版的“鉤沉”堪稱冰點中的亮點，年輕的徐百柯擔綱主筆，出手不凡，在故紙堆中“鉤沉”摸索，在現實中尋訪緬懷，每週1600字的小文章讓那些曾經鮮活而後落寞的人物浮出水面，一路寫下來七八十人，恍惚間已然立起了一批民國人物的群像。欣聞百柯的“鉤沉”作品結集成書《民國那些人》，不禁大喜，又可以一氣呵成溫故知新了。在那個時代曾經生活著那樣一批純粹的真人，創造著那樣本色的歷史，發生著那麼多耐人尋味的逸事，回蕩著那樣多餘音不絕的言語。
——山水間 2007年8月26日《成都晚報》
徐百柯的剪裁、勾勒功夫的確令人欽佩。他所寫的這組人物，涉及外交家、政治家、學者、教授、文人、報人、傳教士等多個領域。其中一部分人像吳組緗、梅貽琦、邵飄萍，他們的名字今天仍然被頻繁地提及；而另一部分人像蔣南翔、張申府、楊晦，雖然當時曾名播四方，隨後卻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姓被隱名被埋，時至今日，一般民眾竟不知其為何許人。然而，這些人的思想、學識、情操、氣節、志趣等，今天仍然深深影響著我們。他們每一個人的一生都可以寫成大部頭的傳記，用千字文來狀摹他們，誠非易事。徐百柯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三言兩語，人物的性情、品格、相貌、風度等立即躍然紙上。
——儲勁松 2007年8月27日《京華時報》
為了這本書史料的真實性，作者尋訪了許多民國文人的晚輩，學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們眼中的長輩，不但可敬，更為可親。為了能寫人所未寫，敘人所未知，作者的筆常常觸及名人光環之下的一些瑣事，逸事。淡墨寫功業，濃墨寫性情。使這些漸行漸遠的名字和讀者們有了溝通的語言。一個個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個時代的背影，讀人又如讀史，民國時期的社會背景和發展，輕鬆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畫裏真真 2007年8月31日《南都週刊》
悲天憫人——我不知道徐百柯本人是否同意把這個詞用在他的身上，也不知用得是否準確，但只是當我寫到這個詞的時候，才覺得自己真正讀懂了徐百柯，認識了他。
追尋歷史，臧否人物，擁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極為難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即便再偉大的人物，要挑出瑕疵並不難。但作為旨在填補現實的歷史鉤沉者，其首要職責無疑是把歷史作為鏡子，不苛求故人，而是側重於從歷史人物身上發現值得重視的光彩處，以此照出現實中人的精神、人格的種種缺陷，促使人們的反省，從而，現實能夠變得更豐滿，更符合人的理想。
《民國那些人》的出色正在於此。
——李輝 2007年9月15日《北京青年報》
這本書寫到了幾位以身殉道、殉職的學人、報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張作霖三十萬元“封口費”而慘遭殺害的民國名記者邵飄萍。他有一句座右銘：“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想，“鐵肩擔道義”是可以概括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奪”之“志”的，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也是對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角色、立場的一個選擇和認定：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是時代的正義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謂“鐵肩擔道義”。
那一代人，無論做學問，講課，還是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學問、工作，都不是外在於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樣，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斷獲得新生和昇華，從中體會、體驗到自我生命的意義、價值和歡樂。本書就記述了這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聯大講邏輯學，有學生(我記得這是後來成為巴金夫人的蕭珊)覺得這門學問很枯燥，就問先生：“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好玩”。大語言學家趙元任也是對他的女兒說，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誠如作者所說，“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許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還可以補充一句：不是職業式的技術操作，不是僅僅為了謀生，而是為了自我生命的歡樂與自由。
——錢理群 2007年9月23日《南方都市報》
|
|
|
|
|
|
|
| |
以獨立的判斷和詩一般低徊的筆觸，喚醒一段正在消逝的歷史，讓已經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
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相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去甚遠。讀著他們，我們感覺到恍若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漢不已。
民國時期的那批學人，有著與今天的學人迥然不同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他們的個性或迂或狷或癡或狂，但內裏全不失風骨、風趣或風雅，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總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本書為中國《中國青年報· 冰點週刊》最佳專欄--“鉤沉”結集，其專欄主筆徐百柯從故紙堆裏或人們的記憶中，鉤起79個人物。這些人物有些是我們些許熟識的，還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寫，恐怕將會被時間或時代徹底湮沒與忘記。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故去的名校校長，鐵肩辣手的報人，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國的外交家、金融界的大亨、馬上賦詩的將軍……你可以看到那些熟識的名字：梅汝璈、顧維鈞、梅貽琦、張季鸞、盧作孚、陳望道，你也可以憶起那些或許淡忘的名字：蔣南翔、胡政之、劉文典、楊蔭榆、陳西瀅、蔣百里……圍繞著他們的一幕幕鮮為人知的傳奇軼事，通過本書在歷史零散與完整的記憶中生動再現。他們曾經的理想，他們的面容和言行，他們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復活。
|
|
|
|
|
|
|
| |
1 在輝煌的余光下
李 濟：中國考古學之父
李賦寧：說不盡的英語
馮友蘭：兩束雄文，一抹背影
趙元任：多“好玩兒”的語言
梅汝璈：孤寂大法官
顧維鈞：民國第一外交家
葉企孫：大師的大師
吳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學家
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
何 廉：經濟學一葉
譚其驤：繞不過的“悠悠長水”
陶孟和：把“社會”變成“學”
蔣廷黻：蔣廷黻的那股“勁兒”
盧作孚：一個傳奇大亨
2 守護氣節的身影
鄧廣銘：逝去的學風
雷海宗：歷史的碎片
潘光旦：教育的懺悔
吳組緗：尊重自己的尺度
徐中舒：從不說假話
傅 鷹：被毛澤東“欽點”的教授
容 庚：寧跳珠江，不批孔子
蔣天樞：師道的重量
楊廷寶：建築為了什麼
趙紫宸：工楷寫耶穌
蔡公時：民國第一位抗日烈士
蔣百里：亦武亦儒真豪傑
3 一校之長，今安在
周詒春：被遺忘的清華老校長
梅貽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蔣南翔：兩種傳統之間
蔣夢麟：北大“功狗”
……
4 前輩已逝，不可追
5 真名士自風流
6 背影漸遠，猶低徊
林 庚：喧鬧時代裏的隱退者（張偉）
|
|
|
|
|
|
|
| |
馮友蘭：兩束雄文，一抹背影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學家、哲學史家。
曾有那麼一個年代，大學教授們矜持而有尊嚴。
1939年前後，陳立夫以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身份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必須遵守教育部新規定，包括教育部核定應設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聯大教務會議決定致函抗辯。此文的執筆者，“舍（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莫屬”。
馮教授說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准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
“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而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準，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今人讀之，拍案稱絕，繼而嘆息良久。知識分子的尊嚴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官員盡可以發號施令，但請注意，我們不敢茍同更拒絕執行——此之謂“同人不敏，竊有未喻”。知識分子的矜持也應該是這樣，不濫說成績，但內心懷有對學術的自信和對傳承的期許——故“不必輕易更張”。
馮友蘭早年撰文，氣象闊大而意義深沉，每每眾望所歸被推執筆重要文字。1943年，他執筆起草致蔣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為收拾人心而開放政權，實行立憲。據說，蔣當時看信後的反應竟是“為之動容，為之淚下”，即刻表示願意實行立憲。
當見識和感情受到羈絆，難以發為雄文，於是便只留下一抹頹唐的背影。及至中年以後，歷經數次運動，馮友蘭曾就個人歷史多次寫過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卻都難以過關。
一天， 邏輯學家金岳霖來看望他時，兩位大教授竟為檢討的事抱頭痛哭。
……
|
|
|
|
|
|
|
| |
媒體評論：
（一個絕好的演講，一篇極妙的文章，一個深刻的思想，一串生動的故事，老少閱讀都會叫絕和受益——傳者的話 ）
錢理群：承擔，獨立，自由，創造——在北大“我們社”和出版社主持的《民國那些人》座談會上的講話。
“永遠的北大人”的聚會：
今天來參加《民國那些人》座談會，我還帶來一本書，是我和嚴瑞芳老師共同主編的《我的父輩與北京大學》，全都是北大的歷史老人——從京師大學堂時代的李端 、張百熙、林紓，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等等——他們的後人所寫的回憶文章。我在序言裏寫道：“本書是‘永遠的北大人’的一次聚會，一次難得的歷史的聚會”。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座談會，其實也是一次“永遠的北大人”的聚會。《民國這些人》裏，就有不少北大人，打開書，你依次見到了：李賦寧，馮友蘭，趙元任，葉企孫，丁文江，傅鷹、蔣夢麟，馬寅初，傅斯年，王瑤，金岳霖，陳貽火欣，丁西林，楊晦，吳興華，曹靖華------，這一個個都是“北大魂”，通過作者的描述，他們已經穿過時間的隧道，來到了我們中間。而書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個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讀于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沒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寫不出這本書。今天到會的同學，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學生，而我自己，則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們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談這本書，談民國那些人，談北大的前輩，在我看來，就是在“尋求真的北大的聲音”。
為什麼要“尋求”？因為這些“真的北大聲音”我們已經很少聽到了，被許許多多的嘈雜的聲音淹沒了，慢慢地，就被遺忘了。我讀這本書，最感驚心動魄的，就是制定清華大學校訓的周詒春老校長，在今天的清華幾乎是無人知曉了。在座的同學也不妨自問一下：北大校長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馬寅初，但你知道自稱“北大‘功狗’”的蔣夢麟校長嗎？你如果是西語系學生，你知道“翻譯過但丁、莎士比亞的“天才”詩人吳興華教授嗎？你是中文系的學生，你可能從老師那裏知道吳組緗、林庚、王瑤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師們為什麼如此傾倒于這些老先生嗎？記得在《我們》社成立十週年紀念會上，我就向同學們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你認識腳下的北大這塊土地嗎？”如果你對曾經發生在這裡的人和事，對這塊土地的精神，傳統，認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離感，那麼，你不過徒有北大的學籍，你不會有“北大人”的感覺，當然就談不上是“永遠的北大人”了。（全場活躍）
想起了十年前的紀念：
其實，早在十年前，就有過這樣的“尋求北大的真聲音”的呼籲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週年校慶的前一年。學校成立了許多新的學生社團，其中也包括“我們社”：我查了你們的社史，它就成立於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會上，我也像今天這樣有一個發言。先後成立的，還有“時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這裡還保留了一份時事社所辦的《時事》雜誌1997年11月試刊號，它的編輯部發刊詞題目就叫《尋找真北大的聲音》
——後來，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編的《走近北大》一書（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卻沒有引起任何反響，但在我看來，它應該是北大校史的一個重要文獻。因為它傳達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北大學生的心聲。我讀一段給大家聽聽：“一切的大興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榮的。可是我感覺不到一點新鮮的氣息，只有壓抑的感覺，因為三角地上只有培訓和招聘廣告了，因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著相互擁抱著的情侶了，因為圖書館裏只有一張張透出英語單詞和微積分的麻木的臉孔了，理想和責任感已經在我們的頭腦中缺席了。我不斷地問自己：我是在北大嗎？怎麼我聽不到五四的吶喊，怎麼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點江山，怎麼我看不到熱血沸騰的青年，怎麼我感受不到心憂天下的責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個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斷發達，可他總也立不起來”。（鼓掌）文章最後表示，要“以昂揚的風貌維繫北大魂”，“為北大，為中國，撐起一方理想主義的天空，讓你聽到真北大的聲音，讓你感受到多少年來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這也正是面臨一百週年校慶，許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過一次題為《周氏兄弟與北大精神》的演講。不知道徐百柯你聽過沒有？（徐答：我沒有在現場，但後來讀過整理後發表的演講稿）演說一開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後年是北大建校一百週年，——現在的一、二年級學生能趕上這個盛典，真是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順便說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週年校慶，在座的同學能趕上這個節日，也應該是很幸運的。我接著又說：“因此，大家都在考慮：到哪去尋找北大的傳統？記得在北大九十週年校慶時，中文系的王瑤教授（他也是我的導師）當時還健在，他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蔣夢麟校長的一段話：‘一個大學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這就是說，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校長、教師與學生的活動構成了所謂‘校園文化’，一個學校的傳統自然也主要體現在這三類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北大教授為主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是以北大學生為主，而蔡元培校長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則對師生的活動起到了保護與推動的作用：這三方面的努力就構成了北大的‘五四’傳統。如果我們再做具體分析，還可以發現，在這三類人中，學生是流動的，即人們通常說的，是‘飛鴿牌’的（笑）；校長呢，按我們國家的體制，是由主管部門指令的，會隨著政局的變化而變化；只有教師、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對穩定的，幾年、十幾年、幾十年‘一貫制’（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可以說，一個學校的傳統主要體現在教師、教授身上，並且主要是由他們一代又一代的傳遞的”。因此，“同學們想要了解和繼承北大傳統，我建議大家不妨從本係本專業入手，調查一下，一個世紀以來，有過那些學術和人格都堪稱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著鮮明特色與貢獻的教授，他們開設了什麼代表性著作或講義，還可以通過回憶文章、傳記等，進一步了解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風貌-----這樣，同學們就可以從中觸摸、感覺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係，本專業）的學術傳統，精神傳統”。
後來，一部分師生在北大百週年校慶前後，就發起了一個以“重新認識老校長，繼承與發揚蔡元培先生開創的北大精神傳統”為中心的民間紀念活動，除了自編、自演話劇《蔡元培》外，還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與研討會，最後出版了《校園風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參與者中，更是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全場活躍）。
現在，在十年之後，又是北大一百一十週年前一年，讀到了這本由當年的在校學生寫的《民國那些人》，重現北大老校長、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身影，我確實有許多的感慨。這又是一個歷史時機，讓我們通過這本書生動，感性的歷史敘述，再一次觸摸、感覺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學術傳統，精神傳統，再一次傾聽這些年我們已經很少聽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真聲音”，以便於我們更清醒、更真實地面對我們自己和今天北大與中國知識界的現實。——這大概就是在我看來的《民國這些年》這本書出版的意義和價值。
以上算是我的“開場白”（鼓掌）。
為什麼“並不遙遠”又“相距甚遠”？：
但今天我們讀這本書，卻不能不感到一種無奈與沉重。書的封底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距甚遠。讀著他們，我們感到恍然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嘆不已”。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時間上他們其實離我們很近”，而我們又覺得他們“與我們相去甚遠”呢？——然而，真的很遠嗎？我們能不能拉近這樣的距離，由“遠”而“近”？
我們面對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當代北大人和歷史上的北大人的關係。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假設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來這裡參加聚會，在座的大學生、研究生們，和這些前輩有共同的話題嗎？這共同話題又是什麼呢？（全場活躍）
這就是今天我要和諸位討論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在哪？：
於是，我注意到書中提到的一位當代大學生的反應，他說：“我們這些自由而無用的靈魂，不會感應那些老先生的”。
這話說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們的討論拉扯開去，說一些“題外話”。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團校舉辦了一個“生於八十年代”徵文比賽。這裡說的“生於八十年代”，其實就是“我們”——當代大學生的一個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們通常所說的“80後”。徵文小組請我當首席評委，還要我作總結發言，我也真的認真準備了一個“如何看待80後這一代”的演講稿。但後來卻突然通知我，頒獎大會不舉行了，我也不必講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準備的講稿的主要內容在這裡講一講，也算是一個彌補吧。我首先談到的是《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一個數字：從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國約有二億四百萬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後”也有兩億人左右，這確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全場活躍）而且你們中間的代表，像姚明，劉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國形象的象徵了。（笑，鼓掌）“80後”這一代已經如此重要，但對他們的評價卻有很大的爭議。據《中國青年報》的一個調查，“80前”的各代普遍對這一代人評價不高，而“80年後”的自我評價卻不錯，（笑）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
怎麼看待這種現象呢？我在研究這一百年的歷史時有一個發現：這樣的前一代人對後代人的指責、批評，以及後代人對這樣的批評的不滿和反擊，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也可以說是一代傳一代的。（全場活躍）比如說，我們剛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劉半農，就曾經寫文章大罵三十年代的青年，說他們不讀書，字寫得不好，等等。——這和今天一些人對80後的批評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屬被罵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說成非常了不起的幾代人，因此，有資格來罵後代人了，包括諸位在內。這就是說，“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滿，最後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以至有資格來批評下一代人”。你們也一樣，聽說再過幾年，大學生就都是“90後”了，那時候，你們這些“80後”大概也要批評他們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擔憂，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一代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終也要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大概也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吧”。（鼓掌）
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了這樣的看法，得到許多朋友，包括“80後”的年輕朋友的認同。不過，也有“80後”的同學對我說：你說每代人都會有自己的問題，儘管這些問題要靠我們自己解決，但我們也很想聽聽你對這一代人存在的問題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們來思考吧。那麼，我就姑妄說之，諸位也就姑妄聽之吧。
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在如願以償，進入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後，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仰的缺失的問題。（全場活躍）這個問題，不僅你們這一代有，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曾經以“革命”為自己的信仰，現在我們卻發現“革命”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種失落感。不過，我們年紀已經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慣性生活；而諸位不行，一切都還沒有開始，不能這樣胡糊塗涂地過下去，於是，就有了許多苦悶與煩惱。我讀過一位大學生的自述：“歲月讓我們變得對一切麻木，變得對一切冷漠，變得對一切無所謂，失去了許多作為人的最純潔的感動”，“我現在對自己的將來卻毫無所知，而且不願意去知道。就這樣，讓我們年輕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時的平庸裏，整天就這樣飄來飄去，沒有方向，漫無目標------”。或許這裡說得有些誇張，但沒有信仰，沒有目標，什麼都不在意，都無所謂，這確實是個大問題，生活中沒有了依賴，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來了。（全場活躍）
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如何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問題。或許我們正可以帶著這個問題，去請教我們的前輩，和他們進行心的交流。
“生活裏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
我們一起來讀這一篇：《曾昭掄：不修邊幅的名教授》。從表面上看，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傳聞：“他曾經站在沙灘紅樓前，和電線桿子又說又笑地談論化學上的新發現，讓過往行人不勝駭然；一次他帶著雨傘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濕透了，卻仍然提著傘走路（笑）；在家裏吃晚飯，他心不在焉，居然拿著煤鏟到鍋裏去添飯，直到他夫人發現他飯碗裏有煤渣（笑）；他忙於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裏，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當客人招待，見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覺得奇怪極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聯大學生幾乎都知道，是前後見天的；他平日裏走路，總是低著頭，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見。（大笑）
且莫把這些都看成逸聞趣事僅作談資——我知道，做學生的，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晚上熄燈以後，躺在床上，回味、談論某位教授的逸聞趣事。我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就是這樣，我深信諸位現在也是如此，這也是學生的“傳統”。（大笑）但我們又不能僅止於此，還要想一想隱藏在其背後的東西。
費孝通先生有一個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說：“在他心裏想不到有邊幅可修。他的生活裏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知識分子心裏總要有個著落，有個寄託。曾昭掄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學裏邊，沒有這樣的人在那裏拼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現在的學者，當個教授好象很容易，他已經不是為了一個學科在那裏拼命了，他並不一定清楚這個學科追求的是什麼，不一定會覺得這個學科比自己穿的鞋還重要”。——“生活裏邊”有沒有“比其他東西都重要的東西”，有沒有“不可奪”之“志”，這是一個關鍵，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著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託”，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就總要有所“在意”，有所“守護”；沒有，心無所繫，精神無所寄託，你就沒著沒落，既無法“安身”，也無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麼，一切都“無所謂”，也就自然談不上要“守護”什麼了。（全場活躍）
可以看得很清楚，對曾昭掄這樣的學者，學術，就是他的“比什麼都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不可奪”之“志”。他對化學學科，有一種使命感，有一種生命的承擔，因此他願意為之“拼命”，獻身。前面說到的他的那些逸聞趣事，正是這樣的拼命、獻身，以至達到忘我境地的一個外在的表現。學術，學科，對於他，就不僅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謀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託，依靠，是安身立命的東西。這就是這一代學者和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現在的學者”根本不同之處。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也是講這一代學者，知識分子，題目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也就是說，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擔的。我還談到這樣的承擔，是有三個層面的：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學術的承擔。
我讀這本《民國這些人》，感觸最深的，也就是這“三承擔”。——讓我們一一道來。
“鐵肩擔道義”：對社會、歷史、民族的承擔:
這本書寫到了幾位以身殉道、殉職的學人、報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張作霖三十萬元“封口費”而慘遭殺害的民國名記者邵飄萍。他有一句座右銘：“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想，“鐵肩擔道義”是可以概括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奪”之“志”的，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也是對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角色、立場的一個選擇，認定：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是時代的正義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謂“鐵肩擔道義”。
本書在寫到被公認為“宋史泰斗”的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時，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羨林先生在回憶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個詞：“後死者”。——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概念。這裡討論的是一個學者，特別是歷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對象的關係：不僅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更是“後死者”與“先行者”的關係。因此，先行者對後死者有“託付”，後死者對先行者有“責任”和“承擔”，後死者不僅要研究、傳播先行者的思想，功業，還負有“接著往下講，往下做”的歷史使命。在這裡，我可以向諸位坦白我的一個追求：我研究魯迅，不僅要“講魯迅”，而且要“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鼓掌）。這就是一種歷史的承擔意識；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歷史學者，一個知識分子，他所從事的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知識分子，學者，對社會、國家、民族、人類的承擔，我覺得在兩個時刻，特別顯得重要。一個是民族危難的時刻。本書寫到曾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大師陳垣老先生，在北平淪陷時期就這樣對啟功先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的民族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另一位復旦大學的老校長馬相伯在抗戰時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輓聯中讚譽他“
生死護中華”，說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對民族文化的承擔。
在社會道德失范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民族危難的時刻，所以我們的國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時刻有著警醒的意義和作用的。危難中顯本色，越是社會道德失范，知識分子就越應該承擔“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大學，也包括北京大學，就越應該發揮“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的“精神堡壘，聖地”的作用。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許多令人痛心的醜聞都發生在大學校園裏。因此，那些有節操，甚至有潔癖的老一代學者，就特別令人懷想。在林庚先生九五華誕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那裏有一方心靈的凈土》。我這樣寫道：“無論如何，老人們仍然和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事實確實能夠給人以溫暖”，“因為這個越來越險惡，越來越令人難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這樣的人了——這樣的好人，這樣的可愛的人，這樣的有信仰的，真誠的，單純的人了”，因為“經不起各種磨難，我們心中的‘上帝’已經死了，我們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誠和單純，我們的心早就被油膩和灰塵蒙蔽了”。這就是北大校園裏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義：“幸而還有他，不然，我們就太可憐，太可悲了。當我陷入浮躁，陷入沮喪，頹廢，絕望時，想起燕南園那間小屋裏那盞燈，我的心就平靜起來，有了溫馨與安寧，有了奮進的力量。是的，那裏有一方心靈的凈土”。（全場動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課，我想把它稱之為“最迷人的課”。
第一堂課，是西南聯大的劉文典教授開設的《文選》課。劉老先生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有一天，他講了半小時課，就突然宣佈要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同學們不妨想像一下：校園草地上，學生們圍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間，當著一輪浩月，大講其《月賦》，儼如《世說新語》裏的魏晉人物：這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絕妙的課是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的考試課：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齣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笑）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裏，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這樣的課，絕就絕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隨心所欲，顯示的是教師的真性情，一種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態。因此，它給予學生的，就不只是知識，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這樣的課堂裏，充滿了活的生命氣息，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生命相互交流，溝通，撞擊，最後達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與昇華。這樣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後，是一種生命承擔意識。（全場活躍）
而將這樣的意識提升到理論高度的，是我親自聆聽的林庚先生的“最後一課”。當時我剛留校當助教，系主任嚴家炎老師要我協助組織退休的老教授給全係同學開講座。林先生欣然同意，並作了認真的準備，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反覆琢磨，講課的題目都換了好幾次。最後那天上課了，先生穿著整潔而大方，一站在那裏，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後，他緩緩地朗聲說道：“什麼是詩？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現世界的新的美”。頓時，全場肅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徵博引，任意發揮，足足講了兩個小時，還意猶未盡，學生們也聽得如癡如醉，全然忘記了時間。但我扶著先生回到家裏，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著生命的全力上完這最後一課的，這真是“天鵝的絕唱”。（鼓掌）
我們現在再來仔細體會林庚先生的這段話：這是他一生做人、治學、寫詩經驗的凝結，是道出了文學藝術，學術研究，科學，教育，學習，以至人生的秘密與真諦的。這裡的關鍵詞是“好奇”和“發現”：首先要保持嬰兒那樣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態，去觀察，傾聽，閱讀，思考，去上你已經上了無數次的課，去寫已經成為你的職業任務的文章，你就會不斷產生發現的渴望與衝動，而且你果真會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創造。這樣，你就會有古人說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覺，也就是每日每時每刻都在進入生命的新生狀態。長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顆“赤子之心”。你們看，我們前面說到的老人，無論是曾昭掄，還是劉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國那些人”，哪一個不是終生都完整地保持著生命的“赤子”狀態？我曾經說過：北大“大”在哪？就“大”在有一批大學者。大學者“大”在哪？就“大”在他們始終葆有赤子般的純真，無邪，對世界，社會，學術永遠有好奇心與新鮮感，因而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這就是沈從文說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長時間的鼓掌）
這是能夠給我們以啟示的：那一代人，無論做學問，講課，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學問、工作，都不是外在於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樣，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斷獲得新生和昇華，從中體會、體驗到自我生命的意義、價值和歡樂。本書就記述了這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聯大講邏輯學，有學生（我記得這是後來成為巴金夫人的蕭珊）覺得這門學問很枯燥，就問先生：“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語言學家趙元任也是對他的女兒說，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誠如作者所說，“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許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還可以補充一句：不是職業式的技術操作，不是僅僅為了謀生，而是為了自我生命的歡樂與自由。
當然，這絕不是要否定謀生的意義，如魯迅所說，“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對物質利益、金錢的追求都是人應有的權利，所謂“安貧樂道”，如魯迅所說，那是一種統治術，鼓吹者自己是不準備實行的。對這樣的說教者，年輕人應該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溫飽基本解決，即達到衣食無虞以後，人在精神與物資上應有什麼追求，就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所討論的這些學者、教授，他們顯然更注重精神對人的生命的意義，他們追求的是“簡單的物質生活與豐裕的精神生活”。他們不追求外在於自我生命的東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那都是身外之物，是應該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書特地提到了費孝通先生對他的老師潘光旦的評價：“我們這一代很看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話頗值得琢磨：“看重別人怎麼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評價，地位，那其實都是虛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對不對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斷創造與更新，從而獲得真價值，真意義。我們一再說，對自我生命要有承擔，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而我們的問題，也恰恰在這裡：許多人好象很看重自己，其實看重的都是一時之名利，對自己生命的真正意義、價值，反而是不關心，不負責任的，因而也就無法享受到“民國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歡樂。“自己對不起自己”：這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舍我其誰”：對學術的承擔：
關於學術的承擔，前面在講曾昭掄先生時，已有論及；這裡再作一點發揮。
又是劉文典先生在西南聯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飛機空襲昆明，教授與學生都四處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連忙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先生往城外跑去，一邊高喊：“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笑）這時只見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轉身怒斥：“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大笑）
這大概有演義的成分，但劉文典的“狂”卻是真的；所謂“狂”無非是把自己這門學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學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這門學科就沒了！這種“舍我其誰”的狂傲，氣概，其實是顯示了學術的使命感，責任感，自覺的學術承擔意識的。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來就是做學問的；所謂“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這些學者就是為某個學科而生的，如曾昭掄為化學而生，劉文典為《莊子》而生，林庚為唐詩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們眼裏，學術就是自己的生命，學術之外無其他。哲學家金岳霖如是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裏做苦工，他們腦子裏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這裡還有一個例子。具有世界聲譽的古希臘經典著作翻譯家羅念生，人們說他的一生，只有一個單純的主題：古希臘。他自己也說：“每天早上，我展開希臘文學書卷，別的事全都置諸腦後，我感到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著古希臘，用古希臘著作的精神來對待世界。兒子小時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臘的；和友人聚會，他講的笑話全部不出古希臘；好友失戀要自殺，他勸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會明白人的意志多麼寶貴”。（笑）他兒子回憶說，當年自己勸說父親不妨去爭取一些頭銜和榮譽，父親湊近他，帶著一種混合著頑皮、滿足和欣喜的神態，輕聲說：“我不要那個，那個是虛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臘，就足夠了。18世紀，德國藝術史大師溫克爾曼稱，古希臘藝術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羅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間，他的生命也獲得這樣的“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鼓掌）
什麼叫“學院派”？這就是真正的學院派！什麼叫“為學術而學術”？這樣的以學術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為學術而學術”！沒有生命承擔的學術，談不上真正的學術！
對這樣的把握了學術真蒂的學者，學術是無所不在的，他們無時不刻不處在學術狀態中。這裡又有一個“建築史上應該記錄的有趣的飯局”：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最負盛名的兩位建築師楊廷寶和梁思成，以及他們的學生輩，在北京東安市場一家飯館就餐。談話間，楊廷寶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打量著面前的桌椅，然後從懷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記錄在小本上。——原來他發現，這套桌椅只佔了極小的空間，而坐著甚為舒服，這在餐廳建築設計上是有參考價值的，而他總是隨身帶著量尺與小本子，以便隨時記錄的。
我們在前面談到過的著名記者邵飄萍也有這樣的經驗：記者要時刻生活在角色中。閒談中，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新聞腦”始終緊張活動；一旦提筆行文，則又“狀若木雞，靜穆如處子”，傾注整個身心。
這時時刻刻“傾注整個身心”，其實就是一種對學術，對自己的工作的癡迷。癡迷到了極點，就有了一股呆勁，傻氣。人們通常把這樣的學者稱為“書獃子”，在我看來，在善意的調侃中，是懷有一種敬意的：沒有這樣的“書獃子”氣，是不可能進入學術，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記住這一點。（笑）
這篇講話實在太長了，但我還有話要說。（笑）那就再簡要地講一點吧。（鼓掌）
我要講的是，這樣的有承擔的學者，教授，知識分子，就自有一種精神。在我看來，主要是獨立精神，自由精神與創造精神。
獨立精神：“匹夫不可奪志”：
還是先講幾個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貪污舞弊，會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於是說：“你既然信任我，嗎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鼓掌）——有人說，這樣的對話，“當今之士，且不說有過，又可曾夢想過？”（鼓掌）
還是那位劉文典教授。1928年蔣介石掌握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但劉拒絕其到校“訓話”。後來，見劉文典。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蔣很是不滿，進而兩人衝突升級，劉文典指著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則以“治學不嚴”為由，將劉當場羈押，說要槍斃。後來多虧蔡元培等人說情，關了一個月才獲釋。——後人嘆曰：“今天，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無處尋覓，所謂‘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鼓掌）
名士習慣於“見大人，則藐之”：不僅“笑傲王侯”，對“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現代英美詩的葉公超教授在出任駐美大使時，對朋友說：“見了艾森豪維爾（美國總統），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與肯尼迪（美國總統）晤談時，心想他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有錢的小弁而已”。（笑）
小故事裏有精神。什麼精神？孔夫子說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獨立人格，氣節和風骨也。（鼓掌）
我還要向諸位鄭重介紹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視，卻長期淹沒的雄文，我也是在讀本書時才知道的。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必須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全國統一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等。——這樣的在當今中國教育中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行政干預，卻遭到了聯大教務會議的拒絕，並公推馮友蘭教授起草《抗辯書》。其文寫得不卑不亢：對教育部的訓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構”，“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豈可由“教育行政機關”隨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準，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後又歸結為一點：“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自有其傳統，“似不必輕易更張”。
作者說：“今人讀之，拍案稱絕，繼而嘆息良久。知識分子的尊嚴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官員盡可以發號施令，但請注意，我們不敢茍同更拒絕執行——此之謂‘同人不敏，竊有未喻’。知識分子的矜持也應該是這樣，不濫說成績，但內心懷有對學術的自信和對傳統的期許——故‘不必輕易更張’”。
我們已經有了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雄文，為學人立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讓我們永遠懷想；而現在，面對馮友蘭這篇“抗辯”雄文，所立起的“力爭學術自由，反抗思想統制”的標桿，不禁發出感嘆：魂兮胡不歸，大學之獨立精神！（大鼓掌）
“還是文人最自由”：
這是葉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當教授，後又去從政；但終因“放不下他那知識分子的身段，丟不掉那股知識分子的傲氣”而棄官，回來當教授，於是，就有了“還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嘆。——然而，“畢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關方面便來干預，向校方施壓。葉教授的課匆匆上了一個學期，便被迫收場。
但說“還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們在包括葉公超先生在內的這一代學人身上，還是可以看到一種自由精神：所謂身子被捆著，心靈是自由的。
這樣的自由精神，在我看來，不僅表現在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傳統“名士”的真性情，真風流，更是一種“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們談到了這一代的“大承擔”；其實，“大承擔”的背後，是一個“大生命”的觀念。如魯迅所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所謂“心事浩茫連廣宇”，在他們的心目中，整個民族，整個人類，整個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關。只要國家、民族、人類、宇宙有一個生命是不自由的，他們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說，真正的詩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歡樂和地獄的痛苦的；看到別人被殺，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的。因此，他們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是包含著博愛精神，佛教所說的大慈悲情懷的。這是一種“天馬行空”的境界，獨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時又可以自由出入於人我之間、物我之間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狀態：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們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顯得太委瑣了。
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
讀這本書，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民國那些人”的創造力，實在驚人。
請看這位語言學大師趙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認他做“老鄉”。二戰後，他到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巴黎窮了”。（笑）後來他又去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祐，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笑）趙元任的絕活，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陜西，出潼關，由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從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走”遍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名勝古跡和土貨特產。這位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奇才，會說三十三種漢語方言，並精通多國語言。（驚嘆）人們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說過，文藝復興是一個出“巨人”的時代，而思想文化學術上的巨人，是不受學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發展的通才：而未來學術的發展，將越來越趨向綜合，所呼喚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語系的吳興華教授也是這樣的多才多藝的通才，全才。別的不說，他打橋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裏的美談，十足“談笑風生，睥睨一切”：他一邊出牌，一邊講笑話，手裏還拿著一本清代文人的詩集，乘別人苦思對策的間隙，扭過頭去看他的書。（笑）——你可以說這是“逞才”，但卻不能不嘆服其過人的才氣，而才氣的背後，是充沛的創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創造力，人活到這個份兒上，就夠了。
面對這一代思想學術上的創造，我常想：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無窮無盡，無窮無盡！在前輩面前，我們也不必自慚行穢，因為就人的本來的資質而言，我們並不缺乏創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們也能做到：年輕人應該有這樣的志氣。
把“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化為日常生活倫理：
這就是“民國這些人”：這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這是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因此而成為民族的脊梁，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學術的頂天大柱，並且如魯迅說的那樣，為我們“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作為後人，得以得到這一代人精神的守護與滋養，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遠去，黑暗依在，只有我們自己來肩住閘門，自己來承擔，自己來堅守前輩留下的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這是你們這一代，“80後”的這一代的歷史使命，也是你們“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一個關鍵。
我最後要說的是，體現在這一代身上的“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就是我們所要追尋的北大精神，所要傾聽的北大真聲音。追隨這樣的北大精神，傾聽這樣的北大真聲音，將把我們帶入人生的大視野，大境界，大氣概——如果我們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歡，並且視其為整個世界，我們就太卑瑣，太可憐了。但我們還要自覺于，善於把這樣的“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的北大精神化為日常生活倫理，落實到具體而微的生活實踐中，這就是我經常說的“想大問題，做小事情”——而好高騖遠，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個弱點，或者說一個誤區，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個歷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僅有繼承北大精神的責任，還有克服北大的歷史積弊，成為既目光遠大，又腳踏實地的更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這都是“後死者”應有的歷史承擔。
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大家。（長時間的鼓掌）
2007年9月16日——20日整理，略有補充
（《民國那些年》，徐百柯著，中央翻譯出版社，2007年出版）
|
|
|
|
|
|
|
| |
徐百柯，1978年生於四川成都。1996年至2003年就讀于北京大學，獲比較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供職于中國青年報社。目前任《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編輯、記者。2004年6月《冰點週刊》創刊，人物版設“鉤沉”專欄，徐百柯主筆兩載，“鉤沉”被評為年度《冰點週刊》最佳欄目。其間文字在此結集成書。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