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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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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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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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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67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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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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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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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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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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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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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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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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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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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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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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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餘。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麼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跡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
在總體計劃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跡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跡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
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
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蘇；
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
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
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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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的艱難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輩本來已經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華夏江山，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年輕輕一個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遼闊的疆土、如此興盛的運勢前做些什麼呢?他稚氣未脫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朝廷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鰲拜，一個是自恃當初做漢奸領清兵入關有功、擁兵自重於南方的吳三桂。平心而論，對於這樣與自己的祖輩、父輩都有密切關係的重要政治勢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必下得了決心去動手，但康熙卻向他們，也向自己挑戰了，十六歲上乾淨利落地除了鰲拜集團，二十歲開始向吳三桂開戰，花八年時間的征戰取得徹底勝利。他等於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從一個繼承者變成了創業者。他成熟了，眼前幾乎已經找不到什麼對手，但他還是經常騎著馬，在中國北方的山林草澤間徘徊，這是他祖輩崛起的所在，他在尋找著自己的生命和事業的依託點。
他每次都要經過長城，長城多年失修，已經破敗。對著這堵受到歷代帝王切切關心的城墻，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來的，沒有吳三桂也絕對進得了，那麼長城究竟有什麼用呢?堂堂一個朝廷，難道就靠這些磚塊去保衛?但是如果沒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又在哪呢?他思考的結果，可以從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諭是：
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王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我對埋在我們民族心底的“長城情結”一直不敢恭維，讀了康熙這段話，簡直找到了一個遠年知音。由於這樣說，清代成了中國古代基本上不大修長城的一個朝代，對此我也覺得不無痛快。當然，我們今天從保護文物的意義上去修理長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康熙希望能築起一座無形的長城。“修德安民”云云說得過於堂皇而蹈空，實際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王公大臣、各級官兵一萬餘人去進行大規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種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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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自序 《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餘。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麼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跡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 在總體計劃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跡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跡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 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 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蘇； 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 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 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這些問題如此之大，當然不可能輕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讀者用當代生命去感觸和體驗。這便構成了《山居筆記》的基本內容。 稍稍年長的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問題在十年前公開談論並不方便。當時，哪怕是給清朝統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評價，把民間金融業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歸之於太平天國運動，或者在不設定“唯心主義”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維繫社會管理和文明傳承的意義上稱讚科舉制度，都會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說打破時限大談“流放”、“小人”、“圍啄”這些很容易讓人產生現代聯想的命題了。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當時敢於發表這些文章的《收穫》雜誌。至於我本人的勇氣，則來自十年浩劫間對民族苦難的切身感受和反覆思考。這種思考，開始於浩劫初期可憐父輩的牢獄骨灰，延續于浩劫中期軍墾農場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後期故鄉山屋的寂寞歲月，又回味于浩劫過後某些黑影的翻雲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嚴冬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我也隨之獲得了生存的尊嚴。既然一切都來自於苦難，我問自己手中的筆：你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我只擔心災難中的思考因過於憤怒而失之於偏激，便想從考察和閱讀中獲得更廣闊的時空印證。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漢學界。那麼多高水準的專家學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們畢竟避過了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有充裕的時間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國際學術標準，在科學性、宏觀性上遠超乾嘉學派的考據水準。但在十年前，國內學術界要了解他們的研究成果十分艱難，甚至直到今天，雖有一些專著流傳到大陸，仍然不易見到那些以散篇形式發表于專業雜誌間的各項具體研究。海內研究成果積累得比較完整的是香港，於是我總是利用前去講學的機會在那裏貪婪補課。記得前不久一位曾經多次撰文批評《山居筆記》“硬傷”的先生直接給我來信，說又發現我的一處論述在國內某大學編印的資料上找不到根據，我回信感謝他來信探討之誠，並說明那項資料早已被海外學術界嚴密論證，詳細資料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庫房，答應下次去時複印一份送給他。香港中文大學在山上，我當時為了鑽研資料棲居一處設備簡單的集體宿舍叫曙光樓，因此有了“山居”的說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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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自序
小引
一個王朝的背影
流放者的土地
脆弱的都城
蘇東坡突圍
千年庭院
抱愧山西
鄉關何處
天涯故事
十萬進士
遙遠的絕響
歷史的暗角
附錄
談“小人”（衛建民）
附 文外心鏡（四篇）
答學生問
我做了模特
沒那麼重要
酣睡寒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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