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和北京召開了由縣委書記以上七千多幹部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與會人數如此之多，空前絕後。更令人發生興趣的，還在它本身蘊涵的豐富資訊，以及塒之後歷史的深遠影響。 本書作者集多年採訪、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而、深入、詳細地披露了七千人大會的緣由、經過和曲折的全過程，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以及對各省委、縣委負責人的情況，都有詳細分析。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填補了黨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本書特點： （1）國內第一部全面反映這次大會全過程的專著，填補一段空白； （2）求實、求新的理論研究和學術含量；又通俗好讀； （3）大量的紮實的第一手資料，大量的當事人訪談，均首次披露； （4）對上至毛、劉、周、朱、鄧、林，下至省、縣幹部會上的表現，都有詳細分析和描寫，展示了他們豐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策略； （5）對當下中國經濟決策和新農村建設，也有歷史鑒戒之用。
前言 為什麼要開一個規模如此巨大的會議？ 誰在籌備和保障大會順利舉行？ 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報告的經過 一個接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改變著大會進程 毛澤東究竟對報告怎麼看？ 七千人果然議論紛紛 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也起波瀾 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解釋和說明 最是大節見真知——劉少奇在大會的講話 林彪臨時決定拋開事先準備的講話稿 春節，毛澤東“放了一把火”，要開“出氣會” 毛澤東的講話把大會推向第二個高潮 從省委書記到部長的檢討 鄧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務實報告 從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歷程 周恩來給地方官員透了實底，算了細賬 大會留下的懸念：陳雲為什麼不講話？ 譚老闆、曾鬍子、李井泉等能不能過關？ 有關大會的成果 大會帶來了什麼新氣象 打下毛劉分歧的楔子 為什麼還要繼續堅持“三面紅旗”？ 附錄 袁寶華：有關七千人大會前後的一些情況 杜潤生：對七千人大會一些問題的感受 趙家梁：參加起草大會報告和對一些問題的思考 李瑞山：湖南與七千人大會前後的一些情況 張文奇：有關七千人大會的保衛和後勤工作 鄧力群：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前後 附錄二 張維茲：七千人大會上，我對總理講真話 七千人大會日誌 後記 編輯說明
圖左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 1961年11月，七千人大會召開。這次大會的生活住宿、安全保衛由北京市牽頭負責。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技術都比較落後，國家又處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但在全體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出色地完成了大會的後勤保障工作。 參加大會的不止七千人 1961年11月16日，召開七千人大會的通知下發的當天，勞累了一年的劉少奇赴廣東從化療養。11月底，毛澤東也離開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視。劉少奇走了，毛澤東南下了，大會的籌備工作主要由鄧小平來負責。具體的後勤工作安排，則由楊尚昆負責。為此，中央辦公廳專門成立了大會籌備處。 大會的籌備工作，首要問題是大會報告的起草工作，這是一個重頭戲。這個工作在劉少奇不在的情況下，主要由鄧小平主持，具體負責組織起草工作的是陳伯達。 其次是籌備大會的具體工作。這項工作分為會議組、警衛組、生活組。會議組由葉子龍負責，警衛組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呂展負責，生活組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殷玉昆負責。這三人一時被大家戲稱為“三巨頭”。 會議組，主要負責落實參加大會的人員名單，大會的預算、接送、招待，還有一項比較重要的工作，就是蒐集大會討論的意見，組織撰寫簡報，向領導彙報大會情況等。警衛組，主要負責大會的安全保衛工作。生活組，是負責安排落實大會人員住宿的賓館、一日三餐等。 李潤民，當年會議組的工作人員，今年78歲，他頗有感慨地回憶起那段日子： 我一生負責籌備多少次會議已經記不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還是七千人大會。那時候，我們從未籌備過那麼大規模的會議，最多如黨的八大，也就是幾百人的會，這一下子要籌備七千人的大會，沒幹過呀。再說何止是七千人呢，省委書記以上的領導都要帶一個秘書吧，地委書記也得帶個人，要不他召開會議誰去招呼？另外怎麼也得帶點工作人員吧，大的省份一來就是幾百人，最少的西藏也有六七十人呢，不帶點工作人員怎麼行？所以就不止是七千人了，弄不好得有萬把人吧！這麼大的會議規模在中央來說，管招待的，管簡報的，管保安的都得住在會上，這些人怎麼安排，也得統計在內呀！所以實際上決不止是七千人的規模了。 40年過去了，再也沒有召開過如此大規模的會議！李潤民接著說： 而我們的會議組呢，那時還只是一個科，有五六個人。另外召開七千人大會是臨時決定的，從決定召開大會到會議正式開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這就意味著我們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籌備，這時候你就可以想像當時是需要怎樣的忙吧。夜裏12點以前就沒有睡過覺，有時候過了12點也睡不了覺。僅僅是參加會議人員的名單，就忙得我們暈頭轉向。各個省有多少同志參加，正式人員多少，隨行人員多少，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都得一一登記準確。那時候又不像現在，有傳真，有電腦，有手機，操作起來很方便，甚至你吃著飯、走著路都可以通過手機辦不少事情，那時候就靠手撥電話進行聯繫。關於與會人員的名單，當時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是直接送來的，遠一點的地方都是通過電報的形式，把名單報上來，機要室的譯電員再一一翻譯出來，然後送到我們手上，我們再進行統計，工序很多。 另外，光我們統計了還不能算數，得抓緊報到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那裏，讓中央領導過目，點頭同意。除了上報中央領導，我們還必須留出時間給北京市委，因為他們要按這個名單，落實與會人員的食宿；同時還需要給交通部門留出時間，讓他們按人數、按地點調配車輛。這還不算完，然後還必須追著北京市委了解安排落實的情況，因為我們需要知道各個代表團的住處，以便日後聯絡。 其實會議組的工作還有很多，還要抽調各路人馬，組成一個龐大的簡報組，七千人大會的特色之一，就是簡報多。對負責寫簡報的人員如何一一落實，並進行培訓等等。 從上海借了181名服務員 有關七千人大會的安全保衛和生活住宿問題，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張文奇說：七千人大會之前，凡是黨中央開會，或者是人大、政協開會，都是由中央方面牽頭。只有七千人大會連帶當時的另外兩個會議是由北京市牽頭做保衛和生活保障工作的。至於為什麼交給北京市，可能是因為會議人數太多，具體的吃、喝、住、行都在北京市，若由中央牽頭，一是中央不了解北京市具體情況，二是困難時期，操辦起來難度很大，所以乾脆就讓北京市牽頭吧。 北京市接受這樣一個任務，一定不輕鬆。張文奇說： 操辦這麼大規模的一個會議，即使是現在交通和通訊技術相當發達的情況下，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更何況當時的條件很差呢，所以北京市感到肩上的擔子很重。比如我們警衛組，接受任務後，立刻進行分工，有負責會議保衛工作的，有負責會議代表外出活動安全的，有負責安全檢查的，有負責交通的。單說安全檢查，它既包括對人，也包括對物的檢查。比如人，要事先進行審查，政治上是否可靠。如北京飯店有一位廚師，廚藝非常好，但覺得政治上有問題，就只好不用。再比如物，所有的房間、設備、電梯、汽車都要進行安全檢查；吃飯，所有吃的東西從哪兒來的，誰運來的，放在什麼地方都要一一核對清楚，叫做採購、運輸、製作一條龍，也叫過五關吧。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出錯。 再說交通方面，因為縣委書記、各大廠礦黨委書記、廠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來過北京，為使他們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對不少模糊不清的交通標誌牌都進行了更換。 的確，他們為了會議的順利進行，付出很多辛苦。因為新中國成立不久，又處在困難時期，北京市一下子要安排招持一萬多人，他們是怎麼解決吃住問題的呢？張文奇說： 這麼多的人一起開會，不要說北京市，就是中央也沒有經驗。準備的時間又非常短，也就是一個月的樣子，當時緊張得不得了。你就說賓館吧，哪有那麼多的服務員啊！像友誼賓館一下子要安排一千六百多人住宿，服務員缺很多呀！怎麼辦呢？從上海借了181人，在北京市內借了128人，然後再培訓上崗，一時忙得不亦樂乎！ 因為會議人數多，安排的駐地就有11個地點：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北緯路旅館、民族飯店、友誼賓館、西頤賓館、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飯店）、虎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員），還有軍隊系統代表住的賓館：三座門招待所、西直門總政招待所、翠微路招待所。大小會場282個，因為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開會，都要有會場，像中央局開會，還需要有能容納近千人的大會場。所有這些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進行安全檢查。 10人一桌大鍋飯吃得精光 安排住宿忙壞了北京市委，當年的與會者卻留下了美好印象。湖南一個縣委書記三十多年後回憶說： 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州裏來了個電話通知，說要梁敏政同志和我安排收拾一下，準備去北京參加一個很重要的會議。趕到州裏，各縣市委書記和副書記陸續報到了。第二天，州委書記齊壽良同志和州長石幫智同志帶領我們乘車前往省會長沙，與其他地區的同志會合在省委接待室，然後乘專列開赴北京。列車運行一天一夜，到達了北京站，幾十輛大客車將我們轉載到西郊友誼賓館。友誼賓館原是專門接待蘇聯專家的地方，建設風格很獨特，服務設施也是堪稱一流的。我們自建國前參加革命起，大多數都沒有到過北京，更談不上見過這麼豪華的賓館，那股高興勁兒就甭提了。服務員領著我們龍山、桑植、永順三縣六名代表走向一個大套間，大家雄糾糾、氣昂昂地緊跟在後面，走在打頭的王建閣同志大大咧咧地剛邁步進入房間客廳的門，就摔了一個仰八叉。“他娘的，滑溜溜的，像溜冰一樣！”大家愣了幾秒鐘，便捧腹大笑起來。原來是地上打了臘，很光滑的。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我們後來者便小心翼翼地拖著小步進門，那副劉姥姥進大觀園的神態，逗得服務員也忍俊不禁。 河南魯山縣委書記楊國殿回憶，他們住在西頤賓館，兩個人一個房間，住得很寬敞，也對住宿條件表示滿意。那麼這次大會吃得怎麼樣呢？張文奇說： 當時的經濟比較困難，會議吃飯也是一件大事。吃飯是10人一桌，大鍋菜。不管你是中央領導，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一樣。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10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 像我們安全保衛組為了保證會議供電，保證食品安全，有時把供電局的工程師、負責人，還有供應食品的人找來開會，每到吃飯前就趕緊散會，不然沒有辦法管人家的飯。有的時候，實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飯票給人家，然後自己回家吃飯。就這樣，特別嚴呀。 做保衛工作的，每個駐地警衛組也就一兩個人屬於在編人員，大會管吃管住，不在編的，大會不管飯。結果弄得內部同志也有意見，同做一樣的工作，為什麼你在編，我就不在編，就不能在會上吃飯呢。實在是編制有限呀，前門飯店來來回回的那麼多車輛，就3個警察可以在會上吃飯，剩下的統統自己解決。大會規定的工作組就這麼多人，超過是不行的！ 每次吃飯，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四菜一湯。為了節約，都是大鍋菜，大家連菜帶湯一起吃。就這樣各個飯店都叫苦，要達到中央規定的標準，做不出來，還得往裏貼錢，所以燉菜多，不過縣委書記高興，比他們在家裏吃得好。 河南魯山縣委書記楊國殿回憶說： 毛主席說的兩幹一稀是，早晨是稀飯，有時也有幹的；中午四菜一湯，晚上稍差一點，也屬四菜一湯吧。但比我們在家裏吃的好多了，可以吃上米飯、饅頭，儘管我們是縣委書記，在家裏也填不飽肚子。當然我們是重災區。你問能不能吃飽？能夠吃飽，但每次吃完飯，桌子上是光光的。開了近一個月的會，只是在春節那一天，中午吃頓餃子，每張桌子一瓶酒。其他沒有了。你說平時能吃到肉嗎？能夠吃到一點，但不是很多。 大會期間未發生斷電情況 七千人大會的特點是規模大、時間長，還對外保密，張文奇說： 因為七千人大會對外是不宣傳的，所以是一個內部會議。這麼多人，時間又這麼長，外國人還是感興趣的。北京飯店是各個工作組的大本營，大區書記都住在北京飯店，大會的工作班子也住在北京飯店。另外北京飯店還有迦納、敘利亞、馬利、阿爾及利亞4家外國使館。 那時不大了解外國人如何搞情報，說人家拿一個大頭針在電話線上一扎，就可以竊聽。北京飯店呢，又是外國人經常出入的地方，他們吃飯、會客、理髮……進進出出的不少人，你也不能因為開會，就不讓人家來吃飯、理髮吧。所以安全保衛工作比較艱巨。為了防止外國人搞竊聽，我們還專門請了一些這一方面的技術專家，看一看會不會泄密。最後沒有發生泄密的情況，據說還是有反映，外國知道這麼多人在開會，但幹什麼他們不知道。友誼賓館還有三十多個外國專家，附近還有蘇聯的一所中學。但都沒有出現什麼泄密事件。 關於國內的情況，張文奇說： 當時並不擔心敵人來搞什麼破壞，主要是怕一些設備出問題。因為我們各方面的基礎設施都不行，比如北京飯店，說是兩路供電，其實線路的品質很差，其他飯店都是一路供電，惟恐哪一處線路短路，造成停電，影響會議的正常進行。再如吃飯，怕吃不好中毒，或者鬧病什麼的，使會議代表心裏不高興。 你每時每刻都要了解各個駐地的線路情況，供電問題，還有鍋爐問題。像人民大會堂，下面很好看，但上面都是木質結構的，每次開會都有幾個人在上面看著，怕被電烤熱木頭燒著了。這種情況一直到國慶35週年才得到改善，換成了鋼的結構。 整個大會期間，沒有發生斷電情況，也沒有用過蠟燭。在其他方面也沒有出現什麼事故，非常順利。這次會議完了之後，公安部召開全國警衛工作會議時，就讓北京市公安局代大會起草文件，要把北京的經驗揉進去，要求全國都要向北京一樣。所以中央也是滿意的。 交通工作受到周總理表揚 這次大會有七千多人，每次集會，都要動用很多車輛，與會者乘的是公共汽車，還是大客車。有那麼多車嗎？張文奇說： 大會組織得比較好，開大會時的用車高峰一次是八百多輛。當時的北京有兩家汽車運輸公司，一個是首都汽車運輸公司，一個是友誼汽車運輸公司。大會的車主要租的是首汽的。 從乘車情況來說，省委書記以下都是坐大車，中央局以上的領導坐小車，個別身體不好的同志、領導找談話趕不上坐大車的派小車。開大會時，沒有用過開道車。那時開會不像現在都是事先定好的，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興什麼時候開就什麼時候開。那怎麼才能做到既準時又安全地把上萬人送到會場呢？我們編了一個順口溜：時（間）不夠分路（走）；（道）路不夠分時（走）；路、時都不夠，斷一條路，也就是說讓社會車輛暫時停一下，先把與會人員放過去。 為了交通安全，交通部門事先都把抽調來的車輛，包括在京的車，那些司機進行培訓，怎麼走，走哪條線，要注意哪些事情等等，一一交代清楚。這樣做起來就比較有章法了。 大會結束後，停在大會堂前的車，中央要求20分鐘之內必須疏散完畢，結果最長的時間我們才用了18分鐘，也就是說沒有超過18分鐘的。為了做到這一點，事先總是同與會人員說好，原地上下車，這便於散會後找車。白天打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中南局、西北局之類的字，各飯店派人接送，晚上打帶燈的牌子。這是因為大多數代表沒有來過北京，容易找不到車子。凡事都想在前面，工作做得很細緻，因此也就完成得比較好。 北京市的交通工作曾兩次受到表揚，一次是糾正違章時敬禮，受到毛主席的表揚；一次就是七千人大會受到周總理的表揚。 七千人大會的籌備工作，雖然時間短、任務重，但是大家以極其認真負責的精神，安排得井然有序，非常到位。會議時間雖長、又處在困難時期，但是大家同心協力，克服了一切困難，以保障七千人大會的順利進行，以當時極端匱乏的物質條件，不能說不是個奇跡。
